回到庄园时，辛兰正在客厅里等她。炉火烧得旺旺的，桌上摆着两副碗筷，还有一锅热腾腾的炖菜。
“怎么这么晚？”辛兰抬头看她，“还以为你在外面吃了。”
徐清沅在她对面坐下，接过她递来的筷子。
“辛兰，”她忽然开口，“西蒙教授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
辛兰筷子顿了顿，看着她。
“什么工作？”
“一家出版社，整理中国艺术方面的资料。不是读书，是做工，但有报酬。”
辛兰没说话，等她继续。
徐清沅低头看着碗里的菜，沉默了一会儿。
“我在想，”她说，“也许这也是一条很不错的路。国内也有出版社，说不定我回去了，也能去出版社找一份工作。”
辛兰看着她，嘴角慢慢弯起来。
“想好了？”
徐清沅抬起头，迎上她的目光。
“也不是。”她摇摇头，嘴角弯了弯，“就走一步看一步吧。”
她顿了顿，垂下眼，像是在想什么。片刻后又抬起眼来，眼里是认真，是少有的沉静。
“其实，我觉得陈司微是对的。”她说，“我们既然先一步出了国，见了这些，学了那些，总是得为那些滞后的同胞们做些什么。大家该一起进步才是。”
辛兰的筷子在空中停了一瞬，然后稳稳地落在她碗里，夹了一筷子菜。
“那就试。”辛兰说，声音轻轻的，却每一个字都落得实，“为了自己，也为了她们。试错了也没什么大不了，回来吃饭就是。”
——
徐清沅接下那份工作后，日子忽然就又忙了起来。
她没有再去缪斯花园，毕竟根据辛兰拜托理查德先生查询到的消息，莱昂与钟瑞的家族颇有联系，她不敢再以身涉险。她对他，不敢再有信任。
杜普雷先生的出版社在第六区一条僻静的巷子里，门脸不大，推门进去却别有洞天。
满墙的书直抵天花板，木梯滑动的声音吱呀作响，空气里浮着纸张和墨水的味道，还有一点陈年的灰尘。她不讨厌这个味道，甚至觉得安心。
杜普雷先生的年纪和西蒙教授差不多，只是他看起来更加沉默寡言一些。他给她安排的工作是整理一批即将出版的中国艺术资料。那些资料五花八门，有传教士几十年前写回的游记，有汉学家翻译的古诗，有从敦煌流失出去的石窟照片，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手稿，字迹潦草得像鬼画符。
令徐清沅有点烦恼的是，杜普雷先生是个烟农，总叼着烟斗，说话含含糊糊的。
他安排工作也很直接，把一摞资料往她桌上一放，说：“你先看，看不懂的问，问完了再整理。”然后就钻进自己的办公室，一整天不见人影。
徐清沅就坐在那堆资料里，一张一张翻，一张一张看。
起初她只是当成一份普通的工来做。
可看着看着，有些东西就钻进了眼睛里，拔不出来了。
有一份手稿是一个法国女人写的，她跟着丈夫在北平住了七年，回国后写了一本小册子，讲她看到的中国女人。她说她们裹着小脚，走路摇摇晃晃，像随时会倒下的瓷瓶。她们不出门，不见客，一辈子活在院子里，从院门到堂屋，从堂屋到灶房，就是一生的路。
“她们的眼睛是活的，”那女人写道，“可她们的身子，被绑住了。”
徐清沅看到这里，手顿了顿。
又有一份，是一个英国记者写的。她在上海住了两年，专门采访那些新式学堂的女学生。她说那些女孩子剪了短发，穿蓝布褂子，走在街上敢抬头看人，和旧式的中国女人很不一样。她们说以后要去当老师，要去开工厂，要去办报纸。
“她们是□□的希望。”那记者写道。
徐清沅盯着那几个字，盯了很久。
未来的希望。
她想起自己小时候，连未来是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长大以后可能会嫁人，要生孩子，要像姆妈那样忙碌繁杂的过一辈子。
可那些女学生，她们知道，知道的比如今的自己早。这让她心头一热，感到欣喜。
还有一份，是一个中国男人写的，准确来说，是一个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男人写的，用英文，发表在纽约的杂志上。他说中国女人受了几千年的苦，缠足、守节、从一而终，这些不是传统，是枷锁。他说中国要想强大，得先让女人站起来。
“一个把一半人口绑在地上的国家，飞不起来的。”他在文章最后写道。
徐清沅合上那本杂志，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发呆。
一个把一半人口绑在地上的国家。
她想起巴黎街头的女人们，她们买花，看报，逛街，慵懒而随性。
她们没有被绑着。
而印象中的同乡女子们，还有她自己，她们被绑了多少年？被什么绑着？被谁绑着？
她不知道答案。但她忽然很想找到答案。
——
那天晚上回去，她在灯下坐了很久。
辛兰遣人进来过一趟，给她送了一碗银耳汤，只交代说辛夫人忙不过来出了趟门，便出去了，很有分寸。
她端着汤，看着碗里浮沉的银耳，忽然想起生病时候，姆妈也煮这个给她喝，但材料都是白日里小姐太太用剩下的。
那时候她躺在木板床上，姆妈坐在旁边，一勺一勺喂她。喂完了，姆妈叹了口气，说：“丫头，你要是个男娃就好了。”
她那时候不懂，问：“为啥？”
姆妈没回答，只是摸了摸她的头。
现在她懂了。
她不是男娃，所以姆妈叹气。不是因为不爱她，是因为知道她这辈子会比男娃难走很多。
她放下碗，拿起笔，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写下几个字。
“她们，我们。”
写完了，又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
窗外的月亮很亮。她把那张纸折好，压在枕头底下，躺了下去。
这一夜，她没有做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