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说：“我娘说脚大命苦。”
春桃道：“脚小就不苦了？”
没人答。
阿秀用左手轻轻碰了碰那只小鞋。
“这也算伤吗？”
屋里静了。
余梅桢看着那双鞋。
“算。”
她说。
“只是没有血。”
老童生难得没有插嘴。
林素缃拿起剪子，从鞋口最里侧的线开始拆。
一针一线。
很慢。
鞋面被翻开，里头的衬布、硬底、层层叠过的线脚都露了出来。那双鞋外头看着秀气，里面却硬得厉害。
林素缃道：“鞋做得越小，底越要硬。不硬，脚撑不住样子。”
春桃听得皱眉。
“脚撑不住鞋，还要脚迁就鞋？”
余梅桢道：“很多事都是这样。”
春桃立刻明白了。
“婚也是。”
阿秀道：“工也是。”
沈玉娘轻声道：“名也是。”
屋里又静下来。
老童生看了她们一圈，忽然在纸上写：
规。
矩。
“今日再认两个。”
春桃一看就烦。
“这两个字我不喜欢。”
老童生道：“不喜欢更要认。你不认它，它照样压你。”
余梅桢看着那两个字。
规矩。
从严家的青砖，到严明鸢的鞋。
从阿秀的机器，到春桃的婚书。
从茶篓编号，到旧样册名字。
所有东西都有规矩。
只是有些规矩让人活。
有些规矩让人跪。
那夜散学后，余梅桢把拆开的鞋重新包好，又写了一张纸。
严明鸢：
鞋能拆。
可脚疼过，不能拆回去。
你问这双鞋能不能拆开，我想，你问的不是鞋。
夜校今日学了“足”“规”“矩”。
春桃说，脚小不能走路，婚事小了也不能活。
阿秀说，小鞋也算伤，只是没有血。
我娘拆鞋时说，鞋底越硬，越是因为外头要好看。
我不知道这些话你爱不爱听。
但你该听。
写完后，她想了想，又补了一句：
你的脚若走不快，就慢些走。
但别再只站在原地。
这封信送进严府时，严明鸢正在窗下坐着。
她已经被禁足多日。
严承砚不许她去织坊，不许她见余梅桢，也不许她再插手阿秀的事。
可她的纸、笔、旧书，仍旧一包一包送出去。
严府的人只当三小姐闹脾气，拿旧东西打发人。
没人知道，那些被送出去的纸笔，正在沈玉娘家的后屋里，一笔一画地长出新的路。
严明鸢拆开余梅桢的信。
看到“鞋能拆，可脚疼过，不能拆回去”时，她的手微微一抖。
她低头看自己的脚。
鞋还穿着。
很合规矩。
很安静。
可她忽然觉得那双鞋像两只小小的锁。
她继续往下读。
足。
规。
矩。
春桃说。
阿秀说。
林素缃说。
余梅桢说。
这些名字一个个落进她眼里。
严明鸢忽然发现，自己从前读书，书里多是古人说，圣贤说，先生说，父兄说。
如今第一次，有这么多女人在说。
有些话粗。
有些话不雅。
有些话甚至不像读书人的话。
可它们扎人。
扎得她心口发疼。
丫鬟进来送茶，看见她眼圈有些红，吓了一跳。
“小姐？”
严明鸢把信折好。
“替我找一双旧鞋。”
丫鬟不解。
“小姐要做什么？”
严明鸢低声道：“练走路。”
丫鬟愣住。
“可二老爷说，小姐这几日不要出院子。”
严明鸢抬头看她。
“院子里也有路。”
那一夜，严明鸢在自己的小院里走了很久。
她没有穿那双最小的绣鞋。
而是穿了一双旧些、松些的软鞋。
院子不大。
从梅树下到廊口，不过几十步。
她走得很慢。
走到第三遍，脚已经开始疼。
走到第五遍，额头出了汗。
走到第七遍，她扶住廊柱，几乎站不住。
丫鬟急得想扶她。
她却摆手。
“别扶。”
疼从脚底一点点往上爬。
那不是新疼。
是旧疼被重新叫醒。
严明鸢忽然想起阿秀写的那个歪歪斜斜的“名”。
她也想起春桃那枚红手印。
她想，她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练走路。
阿秀用左手。
春桃用一只受伤的脚。
那她呢？
她能不能也从这小院里，先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严明鸢咬着牙，又走了一遍。
夜深时，丫鬟扶她坐下，替她脱鞋。
她的脚已经红了。
不算严重，却疼得发烫。
丫鬟心疼道：“小姐何苦呢？”
严明鸢看着自己的脚。
过了很久，才说：“我想知道，自己还能走多远。”
与此同时，上海的风也越来越紧。
工人夜校被巡捕盯上后，陈砚生他们换了两次地方。
严既白跟着转移材料，夜里常常只睡两三个时辰。
顾澜骂他：“你这样下去，文章还没写完，人先倒了。”
严既白笑了笑。
“余梅桢若在，也会这样骂。”
顾澜道：“她大概比我骂得更准。”
陈砚生在旁边整理纸张，听见这话，头也不抬。
“她会先问你，倒了以后谁接你的活。”
严既白一怔。
顾澜笑出声。
“这倒像她。”
陈砚生把一叠新写的伤病记录放到桌上。
“别笑。明日纱厂那边要有人去。”
严既白道：“我去。”
陈砚生抬头。
“你不能每处都去。”
“为什么？”
“太显眼。”
陈砚生指了指他。
“你这样的少爷，往工厂门口一站，巡捕看一眼就记住了。”
严既白低头看了看自己。
他已经换了短衫，也少穿长衫，袖口沾过墨，鞋底也踩过泥。
可陈砚生说得对。
有些东西不是换件衣裳就能去掉的。
顾澜道：“我去。”
陈砚生皱眉。
“你也显眼。”
顾澜挑眉：“那谁不显眼？”
陈砚生道：“受过伤的女工自己去。”
屋里静了一下。
严既白看向他。
陈砚生道：“我们不能一直替她们写。要有人学会自己记。”
这话严既白并不陌生。
他在余梅桢那里见过。
她也是这样。
不是永远替人说。
而是逼着人自己说。
严既白点头。
“我明白。”
陈砚生看了他一眼。
“你这次是真明白？”
严既白笑了一下。
“这回是真知道。”
陈砚生没笑。
“你们这些读书人，知道得太多，做得太慢。”
严既白道：“那你多催。”
陈砚生终于看了他一眼，像是有些意外。
“你倒越来越不像少爷了。”
严既白低头整理那叠伤病记录。
“还差得远。”
夜里，严既白又给余梅桢写信。
他写上海工人夜校换了地方。
写纱厂女工开始记自己的伤。
写陈砚生说，不能总替她们写，要让她们自己记。
写到这里，他停了停，又补：
这话你早已知道。
我在上海才慢慢学会。
他没有写自己这几日如何躲巡捕。
也没有写印刷所被查时，旧纸堆险些被翻出。
有些事写了也只是让余梅桢忧心。
可他又知道，她并不喜欢被人瞒着。
于是他最后还是添了一句：
此处风声渐紧。
但我尚安。
你不必信“不必忧心”这样的空话。
若忧，便忧。
只是忧完之后，照常办夜校，照常写字，照常走路。
我也照常做我该做之事。
严既白写完，自己先沉默了很久。
他终于开始明白，所谓并肩，并不总是站在同一处。
有时候，是各自在远处守住自己的灯。
不让它灭。
几日后，余梅桢收到这封信时，正带着春桃去茶行讨茶债明细。
她读完最后一句，把信折好，放进布包。
春桃问：“他说什么？”
余梅桢道：“他说，他照常做他的事。”
春桃眨眨眼。
“那你呢？”
余梅桢看向前头那间茶行。
门口站着两个伙计。
一个正是那日来余家要人的瘦高男人。
对方看见春桃，脸色立刻变了。
余梅桢把布包往怀里按了按。
“我也照常。”
她抬脚走上台阶。
“讨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