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既白的信到梅家坞时，女工夜校已经办到第七夜。

那几日，杭州雨水少了些。

茶坡上的泥路渐渐干了，春茶的气息也不似最初那样鲜亮。梅家坞人开始忙着收拾茶篓、翻晒旧竹席，也有人在背后议论沈玉娘家那间夜里亮灯的后屋。

“女人认字有什么用？”

“认了字，难道就不用嫁人、不用做工了？”

“余家那个丫头，迟早要惹事。”

这些话传到余梅桢耳朵里时，她正在教阿秀写“伤”字。

阿秀左手仍旧笨。

笔尖常常拖不住墨，写出来的字像被雨泡过的树枝，歪歪斜斜，站不直。

春桃坐在旁边，看得着急。

“你这个伤字，怎么比你人还软？”

阿秀低头道：“我写不好。”

春桃夺过自己的纸。

“你看我的。”

她一笔下去，差点把纸戳破。

老童生在旁边冷笑：“你这也不是伤，是凶。”

春桃抬头：“伤不就是凶东西？”

老童生一时竟没接上话。

余梅桢低头笑了一下。

她把阿秀的纸拿过来，重新在旁边写了一个“伤”。

她自己的字也说不上漂亮，可至少稳。

“伤字旁边是人。”

阿秀抬头。

余梅桢指着那个字。

“你看，左边有人。以后写这个字，先别想着伤口，先想着人。”

阿秀看了很久，轻轻点头。

她重新拿起笔。

这一回，先写了左边的人。

写得还是歪。

可比前一遍稳了一点。

沈玉娘在旁边看着，忽然低声道：“原来字也有这种讲法。”

老童生哼道：“本来没有。她瞎讲。”

余梅桢抬眼：“那先生讲。”

老童生立刻把手背到身后。

“她讲得也不算错。”

屋里几个人都笑起来。

笑声不大，却比前几夜自然了许多。

夜校最初几日，大家坐在一起，背都绷着。

女工们怕学不好被笑，茶农家的媳妇怕回去被男人问，沈玉娘怕自家后屋被闲话淹了，阿秀怕自己左手写不出字，春桃怕茶行的人再来抓她。

可到了第七夜，许多怕没有消失，却像被油灯照过一遍，不再那么黑。

人还是怕。

但怕着也能写。

余梅桢把严既白的信放在布包里，等夜校散了才拆。

那时春桃扶着阿秀往外走。

两人一个脚伤未好，一个手伤未愈，走路都有些慢。

春桃嘴上嫌弃阿秀：“你怎么比我还慢？”

阿秀低声道：“我又不是脚伤。”

春桃道：“那你走快点。”

阿秀道：“我手疼，走快了也疼。”

春桃愣了一下，随即骂：“什么破手。”

阿秀笑了。

“是破了。”

春桃气得瞪她，最后却伸出手，扶得更稳了些。

余梅桢站在门口看着她们走远。

沈玉娘收拾纸笔，问她：“严少爷来信？”

余梅桢点头。

沈玉娘笑了一下。

“那你慢慢看。”

余梅桢被她笑得有些不自在。

“他写的是正事。”

沈玉娘道：“我也没说不是。”

林素缃坐在灯下，低头收针线，嘴角也轻轻动了一下。

余梅桢索性转过身，在桌边坐下。

她拆开信。

严既白的字仍旧好看，清瘦，端正，像每一笔都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

可这封信和从前不太一样。

墨迹里有一种压不住的急。

梅桢：

上海工潮将起。

我今日随陈砚生去了工人夜校，又去了一处纱厂外头。厂中女工每日至少十二个时辰，手伤、眼伤、肺病者甚多。她们多不识字，工钱条由账房念，扣多少，罚多少，常常无人能辩。

阿秀的伤病册在这里被许多人看见。

有人第一次问：我们伤了，是否也能写？

严既白写到这里，停了一行。

余梅桢看着那行空白，仿佛也看见他坐在上海某间潮湿屋子里，灯下沉默了一会儿。

她继续往下读。

陈砚生说，杭州的册子若能做成样式，可在上海工厂试行。

我问他，谁会愿意冒险记这些。

他说：伤过的人，会先愿意。

梅桢，我听见这句话时，忽然想到阿秀。

也想到你。

信纸被风吹起一点。

余梅桢伸手按住。

屋外夜色很深，茶坡静得只剩虫鸣。

可信里的上海却像有机器声、人声、巡捕哨声一起压过来。

严既白又写：

我从前总以为，文章是灯。

如今才知，文章也许只是火星。

真正能烧起来的，是人手里那些清楚的账、清楚的名、清楚的伤。

你在杭州走的路，比我想得更远。

余梅桢看到这里，心里忽然有些说不上来的滋味。

她从未觉得自己走得远。

她只是被一件事推到下一件事里。

母亲的名字。

茶篓的编号。

阿秀的伤。

春桃的不愿意。

严明鸢的小脚和婚事。

一件一件，像雨后茶坡上的泥路，踩下去才知道前面还有路。

信末，严既白写：

我近日恐怕不能回杭州。

上海这边事多，亦险。

若我有一段时日信少，不必忧心。

这句“不必忧心”，余梅桢看了很久。

她几乎能想象严既白写这句话时的样子。

他一定知道这句话没什么用。

可还是要写。

就像人明知道挡不住雨，出门前仍会把衣领拢一拢。

林素缃见她久久不动，问：“怎么了？”

余梅桢把信折起来。

“上海要出事。”

林素缃手里的针停住。

“严少爷？”

“他说不必忧心。”

林素缃看着女儿。

“那你忧不忧？”

余梅桢没说话。

她低头看着桌上的“路”字。

过了很久，才道：“我忧也没用。”

林素缃轻声道：“没用的事，也不是不能有。”

余梅桢抬头。

林素缃把针线放下。

“你爹上山采茶，我在家也忧。忧不能替他采茶，也不能替他避雨，可我还是忧。”

余梅桢眼眶微微一热。

林素缃又道：“只是忧完了，饭还要煮，衣还要缝，路还要走。”

余梅桢点头。

她忽然觉得母亲说话总是这样。

听着不响。

却能把人从半空里拉回地上。

第二日，余梅桢给严既白回信。

她没有写太多软话。

她写：

严既白：

上海的事，我不懂。

但阿秀听说上海也有人要写伤病册，问我，她那张丑字能不能也送去。我说，已经送去了。

春桃说，若上海也有女人被逼嫁，也可以按手印。

老童生骂她说，上海女人未必都像你这样嗓门大。

春桃说，那更该学字，嗓门不大，就让字大。

写到这里，余梅桢自己笑了一下。

她继续写：

夜校如今学到“路”字。

阿秀说活路。

春桃说逃路。

沈玉娘说出路。

我娘说回头路。

我说往前走的路。

严既白，你说上海有很多阿秀。

那我想，杭州也会有很多春桃，很多林素缃，很多严明鸢。

也许你我走的不是同一条路。

但若都在问这些人怎么活，那便不算走散。

余梅桢写完这句，停了很久。

“不算走散”四个字，看着不像她平日会写的话。

有些太软。

她想划掉。

笔尖悬在纸上，却迟迟没落下。

最后还是没划。

她把信折好。

交给青衣时，青衣又递来一个小包。

“余姑娘，三小姐给的。”

余梅桢打开。

里面是几张裁好的纸，还有一双旧鞋。

那鞋很小。

不是新鞋，鞋面有些旧，却洗得干净。鞋尖绣着兰叶，针脚细密。

余梅桢一愣。

青衣低声道：“三小姐说，这不是给你穿的。”

余梅桢抬头。

青衣有些尴尬，继续转述：“三小姐说，她想知道，这双鞋能不能拆开。”

余梅桢看着那双小鞋。

半晌没说话。

林素缃走过来，看了一眼。

“严小姐的？”

余梅桢点头。

春桃正好在屋里，凑过来看。

“这么小？给小孩穿的？”

余梅桢道：“给女人穿的。”

春桃瞪大眼。

“这怎么走路？”

阿秀在旁边低声道：“不是给走路的吧。”

屋里一下静了。

余梅桢拿起那双鞋。

鞋很轻。

轻得不像一双路上的东西。

更像摆在匣子里，给人看的。

她忽然想起严明鸢第一次坐在廊下，脚边放着小鞋，说：

脚是我的。

那时候余梅桢不懂这句话有多重。

如今懂了些。

她把鞋递给林素缃。

“娘，能拆吗？”

林素缃接过，看了看针脚。

“能。”

春桃立刻道：“拆了做什么？”

余梅桢没有回答。

林素缃却说：“看它是怎么把脚困住的。”

阿秀轻声道：“像拆旧样？”

林素缃点头。

“像。”

那天夜里，女工夜校多学了一个字。

足。

老童生写这个字时，脸色有些古怪。

“这个字，本来该简单。”

他指着纸上的字。

“足，脚也。”

春桃盯着那字。

“脚就脚，怎么还分大脚小脚？”

老童生咳了一声。

“那不是字分，是人分。”

余梅桢把严明鸢送来的那双鞋放在桌上。

女工们围过来。

有人啧了一声。

“这么小。”

有人低声道：“我小时候差点也被裹，后来家里穷，要我下地，才没裹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