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记茶庄的后库，比前堂冷。

前堂有茶香，有客人，有柜台上擦得发亮的铜秤，也有小伙计迎来送往时那点热络劲。哪怕账本底下藏着脏东西，面上总归是体面的。

后库却不同。

门一推开，先扑出来的不是茶香，而是桐油、樟木、防潮纸、旧麻绳和陈年账册混在一起的气味。

余梅桢站在门口，脚步微微停了一下。

这里不像卖茶的地方。

更像一个专门把东西送走的地方。

库里光线暗，窗开得高，日光从上头斜斜漏下来，落在一排排码好的木箱上。那些箱子刷过油，边角包着铁皮，有的已经钉死，有的还敞着盖。箱面贴着纸签，纸签上既有汉字，也有余梅桢看不懂的洋文。

那些洋文字母黑黑一排，规整，冷硬，像一群趴在茶箱上的虫子。

余梅桢不认识它们。

可她认识箱子里冒出来的茶香。

严既白让人把其中一只木箱取下来。

守库的许账房迟疑了一下，还是叫两个伙计把箱子抬到长案上。箱盖一掀开，一股极清的茶香便先涌了出来。

那香气不浮，不躁，像春雨停后的第一缕日光，落在刚炒干的嫩芽上。

余梅桢只闻了一下，便知道那不是前堂给客人试闻的普通茶。

这是明前头采。

而且挑得极细。

她伸手捻起一点，又很快放回去。

芽头齐，火候稳，干度也好，几乎挑不出毛病。

严既白看着她：“如何？”

余梅桢没有立刻答。

她低头看着那一整箱茶，忽然想到自家屋里那只粗陶茶罐。罐子里装的从来不是这样的芽头，而是筛下来的碎叶、炒过火的边角，或是雨后卖不出好价的粗茶。

林素缃手疼时，余守茶会泡一碗热茶给她暖手。

那茶色发黄，香也散了。

可她们已经舍不得多喝。

余梅桢问：“这不是给杭州人喝的吧？”

严既白看了她一眼。

“走上海。”

“再往哪里？”

“洋行。”

余梅桢低头看箱面那张洋文纸。

她不懂洋文，只觉得那些字冷冰冰地贴在茶箱上，像把这箱茶从梅家坞、从杭州、从采茶人的手里，一层一层隔开了。

“最好的茶，不留给杭州人喝吗？”

严既白沉默片刻。

“留不起。”

余梅桢抬头看他。

严既白道：“洋行给现银。上海出口商也给得快。本地商号多半压价、赊账、拖款。严家要周转，先供外头。”

余梅桢忽然笑了一下。

那笑不大，却很冷。

“洋人喝头采，杭州人喝剩下的？”

这话不好听。

可严既白没有反驳。

他低声道：“杭州人先得活着。”

后库里安静下来。

余梅桢看着那箱茶。

她不懂洋行，也不懂周转，更不懂严家一年要用多少银子。她只知道这茶是梅家坞的春天，是茶农卯时前弯着腰一芽一叶掐下来的，是夜里守着锅炒出来的。

可到了这里，它就不再属于梅家坞了。

它被挑拣，被封箱，被贴上洋文，等着走上海码头，走到她想象不到的地方去。

原来茶叶比人命好。

有人替它们挑，有人替它们拣，有人替它们写洋文名字，有人护着它们不要受潮，不要坏样，不要迟了船期。

采茶的人却连自己的价钱都保不住。

余梅桢道：“它们倒是命好。”

严既白问：“什么？”

“茶。”她说，“有人替它们封箱，替它们写名字，送它们去上海，去海外。”

她顿了顿。

“采茶的人，连自己的名字都未必有人记。”

严既白没有说话。

这句话像一根细针，扎进他心里。

他想起自己在外头读书时，曾在一户洋人家里喝过龙井。银壶，白瓷，细点心。主人夸中国茶清雅，说东方有一种难得的静气。

那时他也曾觉得与有荣焉。

仿佛那几片茶叶带着中国的风雅，越过海，落进洋人的杯盏里，便替他们这些中国人挣回了一点体面。

如今他站在严家后库，旁边站着余梅桢。

他忽然觉得那点体面很薄。

薄得像一张被水浸过的纸，一戳就破。

严既白道：“我在国外时，见过人喝龙井。”

余梅桢看他。

“他们很喜欢。”他说，“说茶香清，说中国人会养风雅。”

“你那时高兴吗？”

严既白停了一下。

“高兴过。”

余梅桢没有嘲笑他。

她只是问：“现在呢？”

严既白看着那箱茶。

“现在觉得羞愧。”

余梅桢垂下眼。

这话从严家少爷口中说出来，有些意外。

可她没有立刻心软。

羞愧不是还账。

羞愧也不是公道。

严既白像知道她在想什么，又道：“我从前只看见茶叶装进箱子，看见绸缎卖出价钱，看见严家的招牌在上海也有人认。可是我没看见茶坡上的手，也没看见织坊里的眼睛。”

余梅桢道：“现在看见了？”

“看见一点。”

“才一点？”

严既白看向她，神色很认真。

“所以还要继续看。”

余梅桢没接话。

她把视线从他脸上移开，重新落回茶箱。

守库的许账房一直站在旁边，额角已经冒了些汗。

他年纪约莫五十来岁，背有些驼，手里抱着一册出货簿。严既白刚进后库时，他还勉强稳得住，如今听见两人一问一答，脸色便越来越不好。

“少爷，”许账房低声道，“这批茶明日就要装车，误了时辰，上海那边不好交代。”

严既白道：“只是核账，不误装车。”

许账房低头应了声。

严既白把胡万年送来的茶样摆到箱边。

余梅桢一看，就看出不对。

胡万年前几日送来的样，虽也写着明前，却掺了晚茶。叶片偏厚，香气也沉，有几撮甚至像是别处混进来的。

可后库箱中封好的茶，却是真正的上等头采。

一边是劣样。

一边是好茶。

账上若按劣样收价，出货却按好茶卖价，中间差出去的银子，便不止一点。

余梅桢看向严既白。

严既白已经明白了。

他翻开账册，问许账房：“这批出口茶，入库按什么等级记？”

许账房低头翻了几页。

“甲等明前。”

“收茶时呢？”

许账房的手指停住。

他看了一眼严既白，又看了一眼余梅桢，才低声道：“胡掌柜送来的收茶底账，记的是乙等雨前。”

余梅桢心里一沉。

乙等雨前。

甲等明前。

这两个名头之间差出的，不只是几个字。

是茶农一整年的活路。

严既白的脸色冷下来。

“为何入库时改了等级？”

许账房额角汗更明显了。

“少爷，这些年都是这样。村里收上来的茶先由胡掌柜那边定等，进了后库再由茶师重拣。拣出来能走出口的，就按出口茶封箱。至于前头收价如何，后库只照封箱出货，不管村里账。”

严既白道：“也就是说，茶农拿的是乙等雨前的钱，严家卖的是甲等明前的价。”

许账房低头不语。

余梅桢忽然想起胡万年在茶坡上抓起茶叶时那副嘴脸。

今年雨多，茶气浮。

一斤三百文。

原来他不是不会看茶。

他太会看了。

会看到好茶时，先把它说成坏茶；会在收茶时压价，再在后库把它洗成上等货；会让茶农以为自己今年天不好、茶不好、命不好，最后严家再把这批“命不好”的茶装进木箱，贴上洋文，送去上海。

余梅桢只觉得胸口堵得厉害。

“这几年都这样？”

她问的是许账房。

许账房不敢看她。

“姑娘，这不是我管的事。”

余梅桢笑了一声。

又是这句话。

不是我管的事。

严家的每一个人都只管自己手里那一点事。

胡万年只管收茶。

后库只管封箱。

茶庄只管卖价。

丝行只管出货。

到最后，谁都没有害人，茶农却年年被压，绣娘却年年无名。

这世道真干净。

干净得一个坏人都找不出来。

严既白翻着账册，翻到其中一页时，忽然停住。

那页旁边夹着一张小纸条，像是装箱时临时记下的。上头写着几户茶农的姓氏和茶篓编号，其中就有“余守茶”三个字。

余梅桢也看见了。

她伸手过去，却在半空停住。

严既白把那张纸轻轻取出来，放到她面前。

余梅桢看着父亲的名字。

字写得很潦草。

可她认得。

余守茶。

她爹的茶，原来也在这里。

那篓差点被胡万年按三百文收走的明前头采，如今就在这些封好的出口箱里。

它被写进箱号，被记进账册，被当作严家的上等出口茶。

只是在最开始收茶的那一笔里，它差点不值钱。

余梅桢忽然觉得很荒唐。

她爹那日还握着那几串铜钱，手抖得像捧着恩赏。

可那本来就是他该得的。

甚至还远远不止。

严既白把那张纸叠好，收进账册。

“这张我要留下。”

许账房忙道：“少爷，这只是后库小记，不算正式账凭。”

严既白抬眼看他。

“那什么算正式账凭？”

许账房一时说不出话。

严既白道：“胡万年的收茶底账要查，后库入库账要查，出口封箱账也要查。三份账对不上，便不能说只是胡万年一个人的手脚。”

许账房脸色一白。

“少爷，这话可不能乱说。”

“账若没乱，我的话自然不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