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后，宋海歌的第二本书写作进入了密集阶段。她白天在商务部上班，晚上和周末伏案写作，有时候写到凌晨一两点，客厅的灯还亮着。莫少兰从研究院加班回来，看到她还在写，也不催她睡觉，只是在旁边坐下来，翻开自己的书，安静地陪着。

有一天晚上，宋海歌写到了一个叫阿卜杜拉的巴基斯坦技术员的故事。阿卜杜拉是她在□□堡农业示范园遇到的那个年轻人，二十八岁，在农业大学毕业后就来了示范园工作。他跟着中国专家学了三年，学会了杂交水稻的种植技术，现在已经成为示范园的技术骨干。

宋海歌写道：“阿卜杜拉最大的愿望不是升职加薪，而是希望有一天，巴基斯坦也能有自己的高产种子，不用总是依赖进口。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贪婪的光，是希望的光。”

她写完这一段，停下笔，转头看莫少兰。莫少兰正靠在沙发上看一本学术期刊，眉头微微蹙着，手指在页边轻轻滑动。

“少兰。”

“嗯。”

“你说阿卜杜拉的愿望能实现吗？”

莫少兰放下期刊，想了想，说：“能。也许不是他这一代人，也许是下一代，但总会实现的。因为有人在为此努力，那个年轻人自己就在努力。有努力就有希望。”

宋海歌点了点头，继续写下去。

七月，宋海歌的第二本书完成了一半。她计划用一年的时间写完剩下的五十个故事，然后交给出版社。莫少兰帮她整理了已经完成的那部分稿件，做了详细的分类和标注，按照人物身份分为“建设者”“教育者”“劳动者”“守护者”“传承者”五个板块。

“这样分类很好。”宋海歌看着她的标注，赞叹道，“比我想的清楚多了。”

莫少兰没有邀功，只是淡淡地说：“学术论文做多了，习惯了。”

八月，艾莎正式到北京赴任。宋海歌和莫少兰去机场接她。艾莎拖着一个大行李箱，背着一个双肩包，穿着一件亮红色的巴基斯坦传统服装，在到达大厅里格外显眼。

“宋！莫！”艾莎看到她们，兴奋地挥着手跑过来，给了每人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

“终于来了！”宋海歌笑着拍了拍她的肩膀，“以后在北京扎根了？”

“扎根了！至少三年。”艾莎的眼睛亮亮的，“这三年，你们要带我吃遍北京所有好吃的！”

“没问题！”莫少兰笑着说，“先从烤鸭开始。”

三个人在机场附近的一家餐厅里吃了一顿饭。艾莎第一次吃北京烤鸭，学不会卷饼，总是把酱料弄到手上。宋海歌教了她两次，她还是卷不好，最后索性直接用手抓着吃。

“反正没人看见。”艾莎理直气壮地说。

宋海歌和莫少兰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九月，卡里姆的线上中文课已经开了三个月。北京语言大学的志愿者从最初的三个增加到了六个，学生的数量从六十多个增加到了一百多个。卡里姆在邮件里告诉宋海歌，他租了一间更大的教室，买了新的桌椅和黑板，还雇了一个本地的助教。

“宋女士，我们的学校越来越大了。孩子们学中文的热情很高。有一个小女孩叫法蒂玛，才六岁，已经会背三首中国古诗了。她最喜欢的是《静夜思》，她说她虽然没有去过中国，但她能想象出‘床前明月光’的样子。”

宋海歌把这封邮件打印出来，贴在书桌前的墙上。每次写不下去的时候，她就抬头看看这封邮件，然后继续写。

十月，中巴建交七十七周年。宋海歌和莫少兰照例出席了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的招待会。宋海歌穿了一件宝蓝色的长裙，莫少兰穿了一件香槟色的旗袍，两个人站在一起，像是秋天的两种颜色，各自高贵又彼此和谐。

招待会上，拉希德次长已经退休了，接替他的是一个新面孔，一个四十多岁的巴基斯坦官员，中文说得很好。但拉希德还是专程从□□堡飞来北京参加招待会，他说这是他退休后的第一次出国，一定要来北京看看老朋友。

“宋女士，你的第二本书什么时候出版？”拉希德握着她的手，关切地问。

“明年年底。”宋海歌说，“写完了我第一时间寄给您。”

“我等不及了。”拉希德笑着说，“你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让我的女儿念给我听。她中文好，念得很生动。”

宋海歌的眼眶有些发热。她想起第一次见到拉希德的时候，他给她看了那张1969年的老照片，说“你应该去看看你祖父的战友们”。如果不是那句话，也许她不会去吉尔吉特，不会写那些文章，不会出那本书，不会走上现在这条路。

“拉希德先生，谢谢您。”宋海歌真诚地说，“谢谢您当年的那句话。”

拉希德看着她，目光里有一种长者对晚辈的慈爱。

“孩子，不是我的那句话改变了你。是你自己的心。你心里有那条路，有那些人，所以你才会去，才会写，才会做现在这些事情。我只是提醒了你一下。”

宋海歌用力地点了点头。

招待会结束后，宋海歌和莫少兰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在大使馆的花园里慢慢走了一圈。花园里的石榴树又结果了，红彤彤的石榴挂在枝头，在灯光下泛着光泽。

“少兰，你还记得第一次在这里的时候吗？”宋海歌问。

“记得。”莫少兰说，“那天下着雨，你穿了一件藏蓝色的裙子，我穿了一件白色的旗袍。我们站在石榴树下，你说以后每年都来。”

“我们每年都来了。”

“以后还会来。”

宋海歌伸手摘了一颗石榴，掰成两半，一半递给莫少兰。石榴籽晶莹剔透，像一颗颗红宝石。

“少兰，我们在一起多久了？”

“三年多了。”

“三年多了。”宋海歌重复了一遍，觉得这个数字既短又长。短得像昨天才认识，长得像已经认识了一辈子。

“海歌。”

“嗯。”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以后会住在哪里？”

宋海歌想了想，说：“住在北京。你在研究院，我在商务部，我们都在这里。周末去逛公园，假期去旅行。老了以后，养一只猫，种一院子花。”

“还要每年去吉尔吉特。”

“对，每年去吉尔吉特。”

莫少兰看着她，目光里有一种柔软的东西。她伸出手，牵住了宋海歌的手。两个人十指相扣，在石榴树下站了很久。

十一月，宋海歌的第二本书进入收尾阶段。她写了九十多个故事，还差最后几个。她打算写的最后一个故事，是关于阿里·艾哈迈德的。她把这个故事留到最后，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故事。

她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来写这个故事。她写了老阿里的祖父，那个参加了第一次葬礼的老人；写了老阿里的父亲，那个用二十年时间把荒坟变成陵园的人；写了老阿里自己，那个守了三十八年墓、至今还在守着的第三代守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