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瓜达尔港的最后一天，宋海歌和莫少兰起了一个大早。天还没亮透，海面上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远处的港口起重机在雾中若隐若现，像是一座座沉默的巨人的剪影。

卡里姆已经在旅馆门口等着了。他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T恤，脚上是一双旧运动鞋，头发被海风吹得乱七八糟，但精神很好，眼睛亮亮的。

“宋女士，莫老师，我带你们去看日出。”他说，“瓜达尔港的日出很美，比任何地方都美。”

三个人沿着海岸线走了大约二十分钟，爬上一座小山丘。山丘不高，但足以俯瞰整个港口。东方的天边已经开始泛红了，从深紫色到橘红色，一层一层地晕染开来，像是一幅巨大的水彩画。

宋海歌站在山顶上，看着那片绚烂的朝霞，觉得自己的心跳得很慢很稳。这一刻，她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天一点一点地亮起来，看着海面一点一点地被染成金色。

“好看吗？”卡里姆问。

“好看。”宋海歌说，“比我想象的还要好看。”

莫少兰站在她旁边，没有说话，但她的手从袖子里伸出来，勾住了宋海歌的小指。海风很大，吹得她们的头发四处飞舞，但两只手勾在一起，纹丝不动。

太阳从海平面上升起来的时候，卡里姆忽然开口了。

“我父亲以前是渔民。”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晰，“他每天这个时候出海，晚上才回来。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在码头等他回来，看他船里装满了鱼。”

“后来呢？”莫少兰问。

“后来瓜达尔港开始建设了，港口越修越大，渔船不能随便进了。很多渔民改行了，有的去港口打工，有的去城里找工作。我父亲不愿意离开海，就去了一家中国公司的工地当搬运工。”

卡里姆说到这里，笑了一下，笑容里有怀念，也有伤感。

“他在工地上认识了很多中国工程师，那些人对他很好，教他中文，教他用手机，教他很多东西。他回到家就教我，一句一句地教。他说，儿子，你以后不要像我一样当渔民，你要学中文，要去中国，要看看那个帮助我们的国家是什么样的。”

宋海歌的眼眶湿了。

“我父亲五年前走了，肝癌。走的时候他跟我说，卡里姆，你一定要把中文学好，把中文教给更多的巴基斯坦孩子。这是我们能报答中国朋友的唯一方式。”

海风把卡里姆的声音吹得有些模糊，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落进了宋海歌的耳朵里。

“所以我就在这里了。”卡里姆张开双臂，像是在拥抱整个港口，“在这所小学里，教这些渔村的孩子学中文。我父亲说得对，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

宋海歌伸出手，握了握卡里姆的手。

“卡里姆，你父亲会为你骄傲的。”

卡里姆笑了，笑得很灿烂，但眼角有一点亮光，不知道是朝霞还是眼泪。

从山顶下来之后，宋海歌和莫少兰去了卡里姆的小学，给孩子们上了一堂中文课。宋海歌教孩子们写“中巴友谊万岁”六个字，莫少兰教他们唱《茉莉花》。孩子们学得很认真，一笔一画地写着汉字，一句一句地跟着唱，虽然发音不太标准，但声音很大，大到隔壁教室的老师都探头出来看。

宋海歌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那些黑黝黝的脸庞和亮闪闪的眼睛，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动。这些孩子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离开瓜达尔港，不会离开巴基斯坦，但她教给他们的那几个汉字、那首中国民歌，会在他们的心里留下一点东西。

一点关于中国的、美好的、温暖的东西。

下午，宋海歌和莫少兰离开了瓜达尔港，飞回□□堡。在飞机上，宋海歌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反复回放着这两天的画面。王厂长的工厂、卡里姆的小学、法蒂玛的粥、那些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唱出的《茉莉花》。

“少兰。”她睁开眼睛，侧头看着莫少兰。

“嗯。”

“我想把卡里姆的故事写下来。不是作为课题报告，是作为文章，让更多的人看到。”

莫少兰想了想，说：“可以。但不要写成煽情的故事。就写事实，写你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让事实本身说话。”

宋海歌点了点头，从包里拿出笔记本，在飞机上就开始写。她写了卡里姆的父亲，写了那个自学中文的巴基斯坦年轻人，写了那所小小的中巴友谊小学，写了六十多个渔村孩子在黑板前一笔一画地写“中国”两个字的样子。

她写得很快，因为那些画面就在她脑子里，不需要构思，不需要修饰，只需要如实记录下来。

回到北京之后，宋海歌把那篇文章发给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编辑。编辑看后很快回复了：“稿子很好，下周发。另外，我们想做一个系列，你的那些文章反响都很好，能不能系统地写一组‘中巴友谊故事’？”

宋海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莫少兰，莫少兰说：“这不就是你一直在做的事情吗？”

宋海歌笑了：“对，这就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

系列文章的第一篇《瓜达尔港的中文课》发表后，反响比之前的任何一篇都热烈。读者留言说“看哭了”“太感动了”“这才是真正的中巴友谊”。有人把那篇文章转发给了在巴基斯坦工作的朋友，朋友又转发给了同事，同事又转发给了家人。一传十，十传百，那篇文章的阅读量在几天之内就突破了百万。

宋海歌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来信。有一个在巴基斯坦工作的中国工程师写道：“宋处长，我就是卡里姆说的那些中国工程师中的一个。我认识他父亲，那个老人在工地上干活很卖力，学中文也很认真。他走了之后，我们都很伤心。看到你写的文章，我又想起了他。谢谢你记得他。”

还有一个巴基斯坦留学生写道：“宋女士，我就是卡里姆希望成为的那种人。我在中国留学，学的是计算机。毕业后我要回巴基斯坦，用我学到的知识建设我的国家。谢谢你为卡里姆做的事，谢谢你为中巴友谊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