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朗看着爷爷的手——那只放在毕霖矜脸上的、粗糙的、骨节肿大的左手。“他说——你的脸很软。不像我们这里的人。这里的人脸是硬的。”他停了一下，又加了一句，“他说——但你的眼睛是硬的。像我们阿里人。”

毕霖矜没有哭。但他的鼻子酸了。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那个老人用“硬”来形容他的眼睛。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有硬的东西。他从小被教育要顺从，父母安排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唯一一次硬就是改了高考志愿。但那个老牧人只用一只手摸了一下他的脸，就读出了他藏得最深的那个部分。也许不是因为他是画家，不是因为他的眼睛会看线条和光影。是因为他自己也是硬的——他的命是硬的，他才能在阿里的风里坐了一辈子。他认出了同类。

那天晚上，他们在帐篷里吃饭。奶奶做了糌粑，炖了牦牛肉，打了一大壶酥油茶。毕霖矜坐在羊毛毡子上，端着木碗，一口一口地喝酥油茶。奶奶不停地把肉夹到他碗里，直到他的碗堆成了一座小山。索朗在旁边看着笑，不帮忙说话。爷爷坐在角落里，没怎么吃东西。他大多数时候是沉默的。但他的沉默不是空洞——是一种在场的、有内容的沉默。像山坐在那里。山不说话，但你知道它在那里。

吃完饭，爷爷忽然开口了。声音低缓，每一个字之间都有停顿。索朗坐在旁边翻译——不是逐字逐句的那种翻译，是停下来想一想，然后把大意说给毕霖矜听。

“他说——当年是解放军救了他。他的胳膊——在那场边境战争中丢的。不是解放军开的炮。是对面开的。他被炸昏了，是解放军的卫生员把他从阵地上背下来的。那个卫生员比他小十岁，是个四川人。背他跑了三公里，到了野战医院才发现自己腿上也有弹片。”

爷爷用仅剩的那只手在空中比划着。毕霖矜看着那只手——它曾经有另一只手相伴，后来另一只手留在了战场上。他没有见过自己的战友。但他把儿子送去了部队。儿子又把命还给了边境。现在他孙子也长大了。

“他说——后来那个四川卫生员给他写了一封信。问他的胳膊怎么样了。他让阿爸帮他回信，说‘胳膊没了，命还在。嘎真切。’”索朗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爷爷又加了一句，索朗犹豫了一下才翻译，“他说——他这辈子欠解放军一条命。所以他让阿爸去当兵。阿爸去了。阿爸牺牲了。他不后悔。”

帐篷里安静了一会儿。油灯的火苗在风里微微晃动。毕霖矜看着爷爷的脸。那张脸上没有后悔，没有怨愤，只有一种深沉的、比悲伤更重的东西。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表情。后来他想到了——是“认”。不是认命的那种“认”，是把一切承担下来然后继续活下去的那种“认”。就像雪山认了风，戈壁认了旱。不是妥协。是成为。

那天晚上，索朗带毕霖矜去看牦牛。牦牛群在围栏里卧着，一头挨着一头，在黑暗里像一堆堆移动的小山丘。索朗说这些牦牛认识他。毕霖矜试着靠近，一头小牦牛从黑暗里冲他打了个响鼻，他往后退了一步，撞在索朗身上。索朗扶住他的肩膀。“没事。它逗你玩呢。”他的手在毕霖矜肩膀上停了一秒。然后收回去。

他们走到草场尽头的土坡上坐下来。头顶的星空比昨晚更亮——这里没有任何人造光源，连远处镇子的那一点微光都没有。银河从天顶倾泻而下，星光密集到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那些星星不是一颗一颗的，而是一条正在流动的河。毕霖矜想起了何老师那本地质书——书上说，银河系有几万亿颗星星。几万亿。他眼前这一条光河里就有几万亿个太阳。但此刻他坐在海拔四千多米的草场上，旁边坐着一个人，他觉得最亮的东西不在这条河里。

“明天带你骑马。”索朗说。

“我不会。”

“我教你。”索朗在黑暗里转过头看他，星光落在他眼睛里，把那对琥珀色的瞳孔照得很亮。“马很聪明的。你紧张它知道，你不紧张它也知道。它感觉到你不紧张，它就听你的。”

“你怎么知道我紧不紧张？”

索朗笑了笑。“明天就知道了。”

他们并肩走回帐篷。奶奶在门口等他们，手里提着油灯。她把毕霖矜的铺盖铺在靠炉灶的位置，又在上面加了一床牦牛毛毯。索朗跟奶奶说了几句藏语，奶奶笑了，拍了拍毕霖矜的肩膀，又说了一句毕霖矜听不懂但能猜到大意的话——“这孩子太瘦了。”

毕霖矜躺在铺盖上。牦牛毛毯有一股很淡的膻味，但很暖和。帐篷外面传来风声和牦牛偶尔的哞叫。远处有小溪的水声，在安静的夜里格外清晰。他翻了个身，看见索朗躺在他旁边的铺盖上，侧身面朝他，眼睛闭着。呼吸均匀而深沉，已经睡着了。油灯的火苗在索朗脸上投下晃动的光影。毕霖矜看了他好一会儿。然后他从枕头底下拿出速写本，借着油灯微弱的光写了一行字——

“今天我见到了索朗的家。他的爷爷用手摸了我的脸。他说我的眼睛是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