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吧。也不算。”格桑靠在墙上，膝盖蜷起来抱着，“我阿爸是牧民。他不识字。我考上大学的时候他说——‘你考得上就去，考不上就回来放羊’。他没有安排我。但我有时候觉得，自由比安排更让人害怕。”

“为什么？”

“因为安排好了，过得不好可以怪别人。自由了，过得不好只能怪自己。”格桑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慢慢地擦，“你去西藏大学是安排的吗？”

毕霖矜张了张嘴，然后闭上了。他没想到格桑会突然问这个问题。沉默了几秒，他说：“不是。我把我爸填的志愿改了。”

“改成什么？”

“美术学。所有志愿都改成美术学。离家最远的一个放在第一个。”

格桑没有惊讶。他把眼镜戴回去，看着毕霖矜。他的眼神在镜片后面显得很安静——不是审视的安静，是理解的安静。像一个站在远处看你的人，忽然发现你们其实站在同一个山坡上。

“所以你的马也没了。”格桑说。

毕霖矜愣了一下。然后他反应过来——“马”是家。是以前那种被安排的生活。是那条如果他不改志愿就会走的路。他放弃了那条路，所以他的马也没了。

“对。”毕霖矜说，“我的马也没了。”

“但你的笔在。”

毕霖矜低头看自己手里的铅笔。那支笔是他从高中用到现在的，笔杆上有一道咬痕——是高三那年在画室里熬夜的时候咬的。他不记得自己咬过，但痕迹在那里。

那天下午他们聊了很多。聊海子，聊他为什么卧轨，聊草原上写诗的人是不是都很孤独，聊画画和写诗到底有什么不同——格桑认为写诗更快，画画太慢；毕霖矜认为画画更直接，诗太迂回。他们谁也不服谁，但谁也不生气。

“你写过关于西藏的诗吗？”毕霖矜问。

格桑没有回答。他翻到笔记本的最后几页，撕下来递给毕霖矜。纸上是藏文，下面是汉语。标题写着《坛城》。

“你知道坛城吗？”格桑问。

“不知道。”

“是唐卡的一种。僧人用彩沙画坛城。画好几天，甚至几个月。极尽繁复，每一个线条都不能画错。画完之后——”

“裱起来？”

“一把扫掉。”格桑用手比了个扫帚的动作，“不是不在乎。是告诉你——再美的东西都会消失。你要学会放下。”

毕霖矜低头看那首诗。

沙子堆的城

扫帚一挥就没了

但堆沙子的手

还记得每一粒沙的位置

你问我学会了放下吗

我说我在学

每天都在学

毕霖矜把纸折好。“这个能给我吗？”

格桑看了他一眼。“你留着。”

那天熄灯之后，宿舍里很安静。毕霖矜躺在下铺，听到格桑在上铺翻书。纸页翻动的声音很轻，沙沙的，像沙子从指缝里漏下去。他把格桑的诗从枕头底下拿出来，借着手机屏幕的光又看了一遍。

“格桑。”

“嗯？”

“那首诗——‘方向不一样’那首。写的是谁？”

沉默。毕霖矜数到大概第十五秒的时候，格桑开口了。

“你以后会知道的。”

毕霖矜没有追问。他把诗折好，重新塞进枕头底下。他想——格桑的马丢了。他的笔在，但他还没学会怎么写自己的方向。他正在学。就像他在学藏语，学画西藏的山，学喝酥油茶。

他闭上眼睛。

楼道里传来脚步声，有人起夜，拖鞋啪嗒啪嗒地响。风从窗户缝里灌进来，带着一股冷冽的草香。他忽然想起格桑书架上的那几本书——从高到低，按厚度排列。那不是装饰。那是一个在牧民家庭长大的、自学汉语读到《红楼梦》的藏族少年，用自己的逻辑给自己搭建的一座城池。每一本书都是一块砖。每一首诗都是一粒沙。

他在学放下。但他先把每一粒沙都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