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桑次仁的床是靠窗的上铺。
他的床头靠墙的一侧，搁着一块木板——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三合板，边角用砂纸打磨过，架在两个旧鞋盒上。木板上面，书脊朝外从高到低排列着他所有的书。《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版本，封面磨得发白，书角用透明胶带粘了三层。《边城》。薄薄的一本，封面是淡绿色的，上面画着一条河和一只渡船。《活着》。余华，黑色封面，书脊上有一道白色的折痕。然后是几本毕霖矜不认识的书——《诗学》、《拉奥孔》、《西方美学史》，还有几本藏文的，封面上印着彩色的唐卡图案。
毕霖矜第一次注意到这个书架是在开学第三天。当时格桑不在，洛桑看毕霖矜盯着那个书架看，就凑过来解说：“你别看他那个书架破，那是他的宝贝。那几本汉文的他都看了三遍以上。《红楼梦》他看了五遍。”
“五遍？”
“他说的。第一遍看故事，第二遍看人物，第三遍看诗词，第四遍看结构，第五遍看作者的心。”洛桑摇了摇头，“我一遍都看不完。太长了。贾宝玉为什么不直接娶林黛玉？急死我了。”
“你看完了吗？”
“看了三章。然后就放弃了。”洛桑理直气壮地说，“我建议曹雪芹写短一点。”
毕霖矜笑了一下。他走到格桑的书架前面，仔细看那些书的排列。从高到低，书脊朝外。不是按颜色排的，也不是按出版社排的。他看了很久，终于看出了门道——是按厚度排的。最厚的《红楼梦》在最左边，最薄的《边城》在最右边。
这不是一个装饰性的书架。这是一个很认真地、用自己的逻辑去安置每一本书的人的书架。每一本书的位置都有它的道理。
那天下午毕霖矜从画室回来得早，推门进去的时候，宿舍里只有格桑一个人。格桑坐在床上，背靠着墙，手里翻着一本旧书。下午的阳光从窗户斜进来，照在他侧脸上，眼镜片反射出一小片金色的光斑。他没有注意到毕霖矜进来——或者注意到了但不打算中断阅读。他的手指按在书页边缘，准备翻页的动作停在那里，眼睛盯着某一行字没有动。
毕霖矜轻手轻脚地走到自己床边，坐下。他不想打扰格桑看书。但他又想和格桑说说话。来西藏第三周了，他和每个人都有了接触——丹增的照顾、扎西的豪爽、洛桑的聒噪、强巴的沉默。唯独和格桑，他们始终隔着一层什么东西。不是敌意，是距离。格桑是他在这里遇到的第一个能聊书的人，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然后他看到格桑的书架上有一本眼熟的书——海子的诗集。黑色封面，很薄。他愣了一下，走过去把那本诗集抽出来。
“你也读海子？”
格桑终于抬起头。“你认识海子？”
“我有一本一样的。”毕霖矜翻开封面——果然，同一个出版社，同一版。他翻了几页，“我最喜欢那首——”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格桑说。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不是。”毕霖矜把书翻到后面，“我喜欢《日记》那一首——‘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格桑的眼镜片闪了一下。他把手里的书合上，放在膝盖上。这是一个“我愿意继续聊”的信号——毕霖矜能感觉到那道距离在缩小，像两个人同时往前走了一步。
“德令哈在青海。”格桑说，“海子写那首诗的时候在德令哈。他说‘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你去过吗？”
“没有。我想去。”格桑摘下眼镜擦了擦，毕霖矜发现他不戴眼镜的时候看起来小了很多——不是年龄的小，是那种卸下了一层防御的小。“德令哈在青海，离拉萨一千多公里。不算远。等毕业了我想去。”
毕霖矜坐在自己的床沿上，手里还拿着那本海子诗集。“你为什么喜欢海子？”
格桑想了一会儿。他把眼镜戴回去，推了推鼻梁上的托。“因为他写的东西和我生活的地方很像。不是景物像——德令哈和日喀则不一样。是感觉像。那种空旷的、荒凉的、什么都很远的感觉。你站在草原上喊一声，回声要很久才传回来。那个回声就是你自己的声音，但听起来像别人在回答你。”
毕霖矜没有说话。他在想格桑说的那种感觉——一个人站在草原上喊，自己的声音变成别人的回答。他从来没有站在草原上喊过。但他觉得他理解那种感觉。他在画室里有时候也有——画了一笔，退后两步看，那一笔好像是别人画的。好的时候是惊喜，坏的时候是惊吓。
“你写过诗吗？”毕霖矜问。
“写过。”格桑翻开搁在膝盖上的那本书——不是海子，是一个笔记本。黑色封面，普通的硬抄本，边角磨得发白。他翻到某一页，撕下来一张纸递给毕霖矜。“这首。去年冬天写的。”
毕霖矜接过来。纸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边缘有些毛。字迹是藏文，写得密密麻麻。他认不全——藏文字母他刚学完，但连在一起就不认识了。“我看不懂。”
“我翻过来。”格桑把纸拿回去，在背面用汉语重新写了一遍。他的汉字写得很工整，一笔一划，像印刷体。写完他把纸重新递给毕霖矜。
毕霖矜低头看：
我的马丢了
草原还在
我的笔在
我就不会迷路
风往西吹
我往东走
我们谁也不怪谁
因为方向不一样
他看了三遍。第一遍看字，第二遍看句子，第三遍——第三遍他觉得自己看到了什么东西。某种格桑不会直接说出来的东西。
“你的马是什么？”毕霖矜问。
格桑沉默了一会儿。“日喀则。”
“你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