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来到奥斯维辛上任的第一天，爱德华·维尔特就敏锐地嗅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他摒退所有人，独自坐在囚犯医院的办公室里，花了整个下午核对上半年的医疗台账与死亡记录。

越翻，他心底的寒意越重。

上半年病区登记的入院病患数量有限，期间还有大量囚犯治愈转出，康复归队。可最终累计的死亡人数，却远远超出了入院的数量。

多出来的死者没有对应的入院登记，也没有病历和诊断书。他们像凭空诞生的幽灵，跳过了生病、救治、留院的流程，直接落在停尸房的名单里，凭空换来一张合规合法的死亡证明。

维尔特摩挲着黑皮登记簿的封皮，不动声色地合上账册，将心底的疑虑全部压下。

他太清楚集中营的规则，自己初来乍到，根基未稳，整个病区的党卫军医官、卫生兵早已抱团盘踞。贸然拆穿，只会打草惊蛇。

夜幕降临，营地的喧嚣沉落，党卫军俱乐部却一片热闹。室内烟雾缭绕，酒水肆意，喧闹的笑语充斥每一个角落。

同僚们为他筹办的接风宴如期开场。整场宴席，维尔特始终收敛锋芒，扮演着谦逊温和的新任主管。他从容敬酒，礼数周全，完美贴合着初入集中营的优等生形象，让所有人都放松了警惕。

酒过三巡，气氛慵懒松弛，众人早已卸下戒备。维尔特这才装作不经意地开口：“营区这么多人，每天的人口变动、死亡汇总，是谁在负责对接？”

身旁的医生醺然微醉，打了个酒嗝，语气懒散，毫无隐瞒：“哦，那都是囚犯文书的活儿。每个分区统计数字上报，汇总交给总文书，最后再递到办公室，流程一直这样。”

维尔特垂着眼，神色平淡，心底锁定了唯一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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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维尔特刚踏入办公室，便对副官下达了第一个正式命令：“把囚犯总文书带过来见我，不要惊动其他人。”

半小时后，门被推开：“报告！囚犯赫尔曼·朗本带到！”

走进来的男人让维尔特目光微凝。

在奥斯维辛这种把人变成牲畜的地方，这个人依旧维持着惊人的体面。

尽管穿着蓝白条纹囚服，衣领却洗得发白平整，马裤有着精心缝制的折痕，脚下的皮靴擦得锃亮。如果不看那身条纹服，简直像是伦敦萨维尔大街的精英一员。

唯有他胸前那枚鲜红的三角形布片，昭示着他特殊的身份：□□。

“日安，长官。” 朗本在办公桌前站定，行了一个标准的立正礼。目光抬起来，径直对上维尔特的视线。

朗本有些意外：维尔特依然与记忆中一样，干净得令人发指，看起来就像个误入屠宰场的大学生，与这里的恶臭格格不入。

达豪一别，二人谁也未曾预想会在奥斯维辛重逢。维尔特当时还只是达豪的普通医务人员，权力有限，掌控的资源和生杀权限，远不及奥斯维辛。

达豪时便已是对立身份，只是谁也没料到，再次碰面时，维尔特手中的权柄已经到了这般地步。

维尔特坐在高背椅后，一双惯于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菌的眼睛静静锁住对方。

昔日壁垒分明的身份如今愈发难以逾越，两人默契压下所有旧识的情绪，面上不露半分熟稔。

空气沉默了整整一分钟，无声的心理战悄然铺开——谁先流露情绪，谁便先泄了底气。

“赫尔曼。”维尔特终于开口，像是旧识间一句简单的招呼，“没想到我们还能在奥斯维辛相见。”

朗本应声，语调克制规整：“命运难料，维尔特医生。”

“西班牙内战，国际纵队……你还是那副打过仗的老样子，半点没变。”他随手拿起一本黑皮册子，沿着桌面推到朗本面前，“看看这个。”

朗本瞥了一眼封皮，维持着下属汇报的分寸解释道：“长官，这是HKB（囚犯医院）六月份的死亡登记簿。所有的死亡名单都由医生签字确认，流程上没有问题。”

“再看看这个。”维尔特不为所动，又推过去一本，“这是同期的入院登记簿。”

两本册子并排摆在朗本面前，像两块墓碑。

“告诉我，朗本，”维尔特双手交叉抵在下巴处，略带稚气的脸上露出了玩味的笑容，“为什么从医院死出去的人，比生病住进来的人还要多四百个？而且每个月都是如此，难道奥斯维辛的幽灵也会得斑疹伤寒吗？”

朗本看着眼前这位年轻得过分的长官，决定继续用官僚话术应付，把水搅浑。

“长官，作为总文书，我只负责将各区上报的数字汇总。对于职权范围之外的数据矛盾，我无法解释。”

这回答从逻辑上看，滴水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