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年的初春，北京的冬雪终于彻底消融。燕园里的迎春花开得满墙金黄，嫩黄的花穗顺着青砖垂落，风一吹就晃出细碎的光影，未名湖的春水涨了几分，载着岸边飘落的柳丝，绕着博雅塔缓缓流淌。大四下学期的校园里，处处都飘着毕业季的气息，公告栏里贴满了毕业论文答辩安排、离校手续通知，还有同学们互相邀约散伙饭的便签，抱着书本的学生匆匆走过林荫道，自行车铃叮铃铃地响，混着教学楼里传来的下课铃声，一半是离别的轻愁，一半是奔赴未来的欢喜。

南城的毕业论文初稿，已经改到了第三稿。论文题目是《弱势群体法律援助的制度困境与完善路径》，近三万字的内容，全是他这两年在法律援助中心一线办案的真实感悟，一笔一划，都写着他学法律的初心。每天清晨，他依旧会骑着自行车去律所实习，傍晚回来，就扎进图书馆里改论文，常常忙到闭馆的铃声响起，才牵着等在一旁的季北梦，慢慢走回胡同里的四合院。

这大半年里，南城拒绝了多家红圈律所抛来的高薪 offer，最终敲定了北京一家专注公益法律援助的律所，成了所里最年轻的专职公益律师。带教了他两年的王法官，成了他的入职推荐人，拍着他的肩膀跟律所主任说：“这小子，骨头里带着正气，眼里装着普通人，是块做公益法律援助的好料子。”

入职前的这段日子，他依旧在法院的法律援助中心帮忙，接手了一桩跨省的农民工工伤维权案。二十多位河南来的农民工，在北京的工地干活时出了事故，三人重伤，十几人轻伤，工地的承包方不仅不肯付医疗费，还一口咬定是工人违规操作，拒不承担任何责任。工人们凑钱请的律师中途被对方收买，连证据都被拿走了，走投无路之下，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了法律援助中心。

接待室里，带头的老工人拄着拐杖，一条腿打着钢板，从怀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布包，里面是工友们凑的几百块钱，红着眼眶说：“律师，我们知道这点钱不够，可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家里的老婆孩子还等着我们拿钱回去，求求你，帮帮我们吧。”

南城把布包推了回去，扶着老人坐下，对着二十多位工人深深鞠了一躬，郑重地说：“各位叔叔，这个案子我接了。法律援助不收费，我一定帮你们讨回公道，拿到应有的赔偿和医疗费。你们放心，有我在，不会让你们白受这份苦。”

从那天起，南城的日子过得更忙了。白天上完课，他就骑着自行车往城郊的工地跑，找还在工地干活的目击者做笔录，固定事故现场的证据；跑安监局、劳动局，调取工地的安全资质备案和事故调查报告；甚至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去河南工人的老家，找医院调取受伤工人的过往诊疗记录，一次次吃闭门羹，一次次被对方律师威胁，却从来没有退缩过。

季北梦始终陪在他身边。他去外地取证，她就提前给他收拾好行李，买好火车票，把换洗衣物、常用药品一一整理好；他熬夜写起诉状和证据目录，她就坐在一旁，帮他核对笔录里的细节，整理厚厚的证据清单，给他泡好热茶，煮好夜宵，哪怕熬到后半夜，也从来没有一句怨言；他因为对方的无赖行径心烦意乱时，她就拉着他去未名湖走一走，跟他讲读者的暖心来信，讲山区孩子们的趣事，用温柔的话，一点点抚平他心里的戾气。

开庭前一天的晚上，南城还在书房里核对证据，一遍遍地梳理庭审的辩护思路，直到后半夜，才趴在桌子上浅浅地睡了一会儿。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身上盖着他的大衣，桌角放着温好的牛奶和三明治，旁边还有一张季北梦留的便签，娟秀的字迹写着：“顾南城，你只管往前走，正义不会缺席，我也永远不会缺席。我相信你，一定能帮叔叔们讨回公道。”

南城拿着那张便签，指尖微微发烫。他想起十四岁那年，他刚转来班里，怯生生地坐在她身边，连话都不敢多说；想起高中那场风雨里，她挡在他身前，对着杨延风说 “我跟谁在一起，跟你没关系”；想起在北京的无数个日日夜夜，她永远都在他身边，给他温暖，给他支撑，从来没有过一丝动摇。他学法律，是想守住想守护的人，而她，就是他这辈子最想守护的初心。

而这个春天，季北梦也在自己的路上，一步步往前走。

《南城北梦》上市半年，总销量突破了十万册，成了 2002 年上半年最火的文艺类图书。她把这本书的全部版税，都捐给了周彤负责的山区支教项目，在河北、山西的大山里，建了五座 “南城北梦乡村图书馆”，给山里的孩子们送去了上万册图书。出版社的编辑多次劝她，版税可以留一部分给自己，她却笑着摇了摇头：“这本书能被大家喜欢，是因为我和南城的故事里，有最真诚的东西。能把这份温暖传递给山里的孩子们，才是这本书最大的意义。”

除了公益，她也没有停下写作的脚步。保研成功后，她跟着导师开始做现当代乡土文学的研究，同时动笔写了自己的第二本书《山月与少年》，写的是山区支教的老师和孩子们的故事。为了写好这本书，她跟着周彤去了河北太行山深处的希望小学，在山里住了半个月，每天跟着孩子们一起上课，一起去山里拾柴，听孩子们讲山里的故事，把山里的风、山里的月、山里孩子们眼里的光，都写进了书里。

南城不放心她一个人进山，特意请了假，陪着她一起去了。山里的条件很苦，住的是学校的宿舍，漏风的窗户，硬邦邦的木板床，每天只有两顿饭，顿顿都是馒头就咸菜。可季北梦从来没喊过一声苦，每天笑着给孩子们上课，教他们读诗，给他们讲故事，眼里的光比山里的星星还要亮。

晚上，孩子们都放学了，南城就陪着她坐在学校的门槛上，看着山里的月亮，听她讲今天孩子们的趣事。她靠在他的肩膀上，轻声说：“顾南城，以前我总觉得，写好我们的故事就够了。可现在我才知道，文字的力量，不止是记录我们的爱情，还能给这些孩子们，带去一点点光。”

南城握紧了她的手，低头在她的额头上印下一个吻，低声说：“你一直都是这样，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也照亮了很多人。你想做的事，我永远都支持你。”

山里的半个月，他帮学校修好了漏风的窗户，给孩子们搭了新的乒乓球台，教孩子们打篮球，给他们讲外面的世界。离开的那天，孩子们追着他们坐的拖拉机跑了很远，手里举着自己画的画，喊着 “季老师再见，顾叔叔再见”，季北梦趴在车窗上，哭得眼泪止不住地掉，却也更加坚定了要把这本书写好的决心。

而牟蓬和周彤，也在这个春天，奔赴着各自的人生赛场。

牟蓬正在国家队封闭集训，备战九月的釜山亚运会。作为国家队里最年轻的短跑选手，他给自己定下了拿金牌的目标，每天从清晨六点练到晚上八点，起跑、加速、冲刺，一遍又一遍，磨破了十几双钉鞋，之前拉伤过的大腿肌肉反复疼痛，队医劝他休息，他却咬着牙不肯停，说 “离亚运会只有半年了，我不能停，我要拿金牌，给彤彤一个最好的婚礼”。

每天晚上训练结束，不管多累，他都会给周彤打半个小时的电话，听她讲支教的趣事，讲孩子们的故事，所有的疲惫就都烟消云散了。周彤每周都会坐三个多小时的公交，从北师大跑到城郊的国家队训练基地，给他熬好骨头汤，帮他热敷按摩伤处，陪他在训练场上一圈圈地走，跟他说：“你只管好好训练，不管能不能拿金牌，你都是我心里最厉害的人，我永远都等你。”

周彤的支教项目也越做越好，她申请的助学基金，在大山里建了三所希望小学，她也成了北师大支教团的负责人，带着更多的同学走进大山，给孩子们带去知识和希望。她的硕士研究方向，就是乡村儿童教育，每天除了上课，就是泡在图书馆里查资料，写调研报告，忙得脚不沾地，却从来没喊过一句累。

三月底，牟蓬趁着集训的假期，和周彤一起回了一趟山东老家，见了双方的父母，把婚礼的日子定了下来，和南城、季北梦定在同一天，2002 年六月二十三日，毕业典礼结束的第二天。两家人商量好了，在北京办一场中式婚礼，热热闹闹的，四个孩子一起办，喜上加喜。

从老家回来的那天，牟蓬和周彤直奔四合院，往石桌上一拍红色的婚期帖，牟蓬的嗓门洪亮得震得院里的海棠花都往下落：“南城！北梦！日子定好了！六月二十三号！咱们四个，一起办婚礼！谁都不能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