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机房的灯管有一根坏了，忽明忽暗的，像呼吸不顺畅的人。我看它闪了很久，忽然觉得那个灯管像我。像我的心跳。它还想亮，但它坏了。它闪一下，暗一下，闪一下，暗一下。它不知道自己是该灭了还是该亮着。

我的眼眶热了。不是那种“想哭”的热，是那种——你憋了很久，终于憋不住了。眼泪没有掉下来，就堵在眼眶里，热热的，模糊了视线。我看不清天花板了，看不清灯管了，看不清那个忽明忽暗的光。我只看到一片模糊的白色，像雾，像海面上的水汽，像她信里那些没有情绪的字迹。

她走了。她真的走了。

我之前一直觉得她还活着，活在海边，活在那间小房子里，活在数学课的讲台上。只要我不听到任何坏消息，她就在。现在消息来了，她就不在了。我的一个“觉得”，撑了五年。五年里我没有去找她，没有去打听她，没有给宋薇发过一条消息问她好不好。因为我怕。怕听到好消息——她结婚了，她有孩子了，她走出来了。那我会替于铭难过。也怕听到坏消息——她病了，她走了，她根本没走出来。那我会替她难过。我选择了不知道。我以为不知道就是没发生。

现在我知道了。

我弯下腰，把脸埋进手掌里。手掌是凉的，脸是烫的。那个温差让我觉得自己像一块烧了一半的炭，外面凉了，里面还红着。我保持着那个姿势，不知道过了多久。可能一分钟，可能十分钟。时间在那段时间里是不存在的。我只知道我的手心湿了，不是眼泪流下来的，是眼睛闭得太紧，水从眼角渗出来的。

我想起于母说的那句话。“她那时候就懂得替别人心疼了。”

她从小就会心疼人。心疼弟弟，心疼于铭，心疼她父母，心疼我。她没有心疼过自己。她把所有的疼都给了别人，把所有的苦都咽进肚子里。咽了二十二年。胃装不下了，就装在心里。心装不下了，就装在骨子里。最后整个人都装满了，装不下了，她就走了。

我抬起头，看着窗外。

天已经黑了。院子里那棵槐树的枝丫光秃秃的，在路灯昏黄的光里，像老人的手指，伸向天空，什么都没抓住。风很大，吹得树枝摇来摇去，影子在地上晃，忽长忽短的。我盯着那个影子看了很久，忽然觉得，那就是我。一晃，一亮，一暗，一长一短。我在这五年里以为自己稳了，以为自己走出来了，以为我可以在每年秋天去一趟陵园、放一束花、签一个名、然后回来继续过日子。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学会了把于铭和林溪放在心里的一个抽屉里，需要的时候拉开看一眼，不需要的时候关上。

我现在知道了。那个抽屉关不上了。

因为里面有个人死了。她不在那个抽屉里，她在海里。抽屉里只有她写的信，只有她的字迹，只有那句“您很适合做导演”。我关不上了。我不想关上。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窗玻璃凉得刺手，我没有缩。我把额头抵在玻璃上，凉意从额头渗进来，和眼眶里的热撞在一起。我不知道哪个更真实。可能都是真实的。凉是真实的，热也是真实的。她活着是真实的，她死了也是真实的。二十二年是真实的，一秒也是真实的。

我站了很久，久到窗玻璃上被我额头的温度捂出了一个热乎乎的印子。我把额头拿开，那个印子慢慢变淡，消失了。玻璃又变凉了，和刚才一样。好像从来没有一个额头抵过它，好像从来没有一个人站在这里，为另一个人难过。

我想喊她的名字。张了张嘴，没喊出来。因为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语气喊。是像以前那样在心里默念的“林溪”，还是像现在这样——“林溪”。两个字，不一样了。以前默念的时候，她活着，在海边。现在念的时候，她在海里，不回来了。我念不出口。

我转过身，走回桌前。把信封拿起来，贴在胸口。纸是凉的，但贴着贴着就热了。不是纸热了，是我自己热了。我把我的温度给了它，它把我的话收了进去。她听不见，但她会知道。因为在海里，没有距离。

窗外起风了，槐树的枝丫摇了一下，又停了。我站在那里，握着那封信，站了很久。天彻底黑了。机房的灯管还在闪，忽明忽暗的，像一个人的心跳。

我把信放回抽屉，锁上。

明天，去买票。去海边。

不是去参加葬礼。是去送她。

她一个人走了二十二年，最后那段路，我去送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