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陪你去。”晚舟说，“我不进停车场。我在客运站大厅等你。如果你二十分钟不出来，我就报警。”

“报警说什么？‘我丈夫被一个做假身份的女人绑架了’？警察会问你是谁，你拿不出身份证，他们只会把你当成精神病人带走。”

晚舟想了想，点了点头：“你说得对。那我不报警。我直接下去找你。”

“她可能有帮手。”

“你有我。”

林墨看着她。阳光落在她的棒球帽上，帽檐在她脸上投下一片阴影，只露出下巴和嘴唇。她的嘴唇没有涂任何东西，是天然的浅粉色，微微抿着，像一条细细的线。

“好。”他说。

他们回到家，把十二万现金从帆布包里拿出来，重新清点了一遍。钱很新，但有几张是连号的——连号的钞票容易追踪，乔姐说过不要连号。林墨把那几张连号的挑出来，换成了家里存的几张旧钞。他平时画插画收的稿费有一部分是现金，零零散散地放在一个铁盒子里，加起来大约有两千多块。他从里面抽出八张一百元的旧钞，换掉了八张连号的新钞。

然后他把十二万分成三摞，用牛皮纸包好，外面再用透明胶带缠了几圈，塞进一个旧书包里。书包是黑色的，拉链坏了一边，他用别针别住了。

样本还在。乔姐给的那个密封袋，里面有那一滴血的试管、那一片指甲的小袋子、那五根头发的小袋子。他把密封袋放进衣服的内侧口袋，拉好拉链。

下午两点，他们出发了。

城南客运站是这座城市最混乱的地方之一。长途大巴、短途公交、黑车、摩的、出租车，各种交通工具像被搅在一起的意大利面，谁也动不了。行人从车流中穿行，司机把喇叭按得震天响，卖烤红薯和煮玉米的小贩推着车在夹缝中穿梭。空气中混合着柴油尾气、烤红薯的甜味和一种说不清的、属于车站特有的汗臭味。

林墨和晚舟下了出租车。晚舟戴着帽子和口罩，低着头，跟在林墨身后半步的位置。

“地下停车场入口在那边。”林墨指了指车站大楼右侧的一条斜坡。斜坡很陡，地面上的减速带被磨平了，露出下面的钢筋。斜坡两侧的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广告——□□、贷款、治疗性病。□□的广告上印着的电话号码，和乔姐给他的那张名片上的号码是同一个号段。

“我在这里等你。”晚舟站在斜坡入口的旁边，靠着车站大楼的外墙。她的位置可以清楚地看到斜坡下面，如果林墨跑上来，她能在第一时间看到他。

“二十分钟。”林墨说。

“二十分钟。”晚舟重复。

林墨拎着那个旧书包，走进了斜坡。

地下停车场的光线很暗，日光灯管坏了大半，只有零星的几盏还亮着，发出嗡嗡的电流声和惨白色的光。地面是粗糙的水泥，上面有一层薄薄的灰，踩上去会留下一串清晰的脚印。空气里有一股浓重的汽油味和一种潮湿的、像地下室特有的霉味。

他找到了B区。B区在停车场的东南角，远离入口，灯光更暗，有几盏灯干脆就不亮了，留下大片的阴影。B区的车位大部分是空的，只停着两三辆车——一辆灰色的面包车，一辆白色的轿车，一辆生锈的小货车。

灰色面包车，尾号37。

林墨走到面包车旁边。车窗贴了黑色的膜，从外面看不到里面。他敲了敲车窗。敲了三下，停一下，再敲两下——和找老魏时用的暗号一样。

车门从里面拉开了。

驾驶座上坐着乔姐，还是那件黑色风衣。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个男人，五十多岁，头发灰白，戴着一副银框眼镜，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他的右手搭在膝盖上，手指很长，指甲修得很整齐，中指上有一块黄色的烟渍。他的左手拿着一个黑色的皮箱。

后排座椅被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金属架子，架子上固定着一台林墨不认识的设备——像是一台医疗仪器，有屏幕、有按键、有几根带电极的导线。

“上车。”乔姐说。

林墨上了车，坐在后排那个仪器旁边的座位上。旧书包放在腿上，拉链朝上。

乔姐从遮阳板后面拿出一个小小的手电筒，照了照林墨的脸。那光很亮，刺得他眯起了眼睛。

“你老婆呢？”乔姐问。

“在家。”

“你说谎的样子很明显，林墨。你的右眼皮会跳。”乔姐关了手电筒，“她在外面等你吧？”

林墨没有回答。

副驾驶座上的男人一直没有说话。他摘下眼镜，用夹克的下摆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然后他转过头，看着林墨。

那双眼睛让林墨很不舒服。不是锐利，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我在看一个标本”的目光——不带任何情感，只有分类和记录的意图。

“右手给我。”他说。声音不大，但很低，像大提琴的最低音。

林墨把右手伸出去。

男人握住他的手，翻过来，掌心朝上。他的手指在林墨的掌心按了几下，像在检查一块布料的质地。然后他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一支笔——不是钢笔，不是圆珠笔，而是一支很细的、像医生用的那种皮肤记号笔。他用笔在林墨的掌心画了几个点，连起来，形成一个他看不懂的图案。

“放开他吧。”乔姐说。

男人松开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密封袋——和林墨身上那个一模一样的密封袋。他把密封袋打开，放在座椅之间的扶手上。

“你的样本。”乔姐说。

林墨从内侧口袋里掏出那个密封袋，放在扶手上。

乔姐拿起密封袋，对着车顶的灯看了看。那滴血在试管底部凝固了，变成一小颗暗红色的珠子。那片指甲透明，五根头发黑色。她点了点头，把密封袋递给副驾驶座上的男人。

男人接过密封袋，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一个更小的试管，打开，用一根细长的棉签伸进林墨的试管里，把那滴血珠吸了上来。他把棉签放进自己的试管里，盖好盖子，贴上标签。标签上写着一串数字，林墨没看清。

然后他把那片指甲和五根头发分别装进了另外两个小袋子，同样贴上了标签。

他把林墨原来的密封袋放进了自己的夹克口袋。

“钱呢？”乔姐问。

林墨把旧书包放在扶手上，拉开拉链，拿出那三包牛皮纸包着的钞票。乔姐拿起一包，撕开胶带，拆开牛皮纸，翻了一下钞票。她没有点，只是看了看新旧的分布和号码的末几位。

“十二万。”她说，“差八万。”

“我知道。”林墨说，“我先付十二万，剩下的八万一个星期内给你。”

乔姐把钞票重新包好，放进副驾驶座前面的储物箱里。她关好储物箱，转过头看着林墨。

“你知道我不能这样交易。”她说，“我说过，一次性付清。样本的费用是给那个医生的，你的二十万是给我的。样本已经收了，但我的钱少八万。这不公平。”

“样本减半了。”林墨说，“你说过，一滴血、一片指甲、五根头发。我给了你这些。但你收我的钱没有减半——你收的还是二十万。我付了十二万，还差八万。但样本的量已经是原来的一半了。你应该收我十万。”

乔姐看着他，没有表情。

副驾驶座上的男人突然开口了：“他说的有道理。”

乔姐转头看了男人一眼。男人没有看她，他正低着头，把那些贴着标签的小试管放进一个金属盒子。盒子里有制冷剂，打开的时候冒出一股白雾。

“数量减半，价格也应该减半。”男人说，“这是基本的商业逻辑。”

“你不是我的商业伙伴。”乔姐说。

“我是你的客户。”男人合上金属盒，抬起头，“我付了三十万买他的样本，你拿到样本，付给他身份。你们的交易是二十万。样本减半，我付给你的钱也应该减半。我只能给你十五万。你给他做身份的成本是二十万，你现在只收到十五万，你亏五万。”

乔姐的嘴角微微抽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被自己人捅了一刀”的表情。

“你——十五万？”她说。

“十五万。”男人说，“我之前说的三十万，是基于完整样本的价格。现在只有一半，所以只有十五万。你从一开始就应该跟他谈好价格。你没有谈好，是你的问题。”

车厢里安静了几秒。乔姐的右手握住了方向盘，指节发白。

林墨看着这一切，脑子里飞速运转。医生在砍价——但不是为了帮林墨，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不在乎林墨和乔姐之间的交易是否公平，他只在乎自己付多少钱。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商业伙伴都砍，那他一定是个很难对付的人。

“十万。”林墨说，“乔姐，你给我做身份的成本，我们重新谈。样本减半，你的工作量没有减半。但我的资金确实不够。我给你十二万，剩下的八万我不要了，你也不用再给我了。也就是说，你拿到的钱是十二万，不是二十万。你愿意做，就做。你不愿意，我把样本拿回来，钱你也退给我。”

乔姐看着他，又看了看副驾驶座上的男人。男人的脸在仪表盘的微光中看起来像一尊蜡像，没有任何表情。

“我不退样本。”男人说。他的语气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钉子。

林墨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样本已经在他手里了，密封袋已经拆了，血已经被吸进了他的试管。退不回来了。

“那就做。”乔姐说。她的声音比之前低了半个调，像一根被拧得太紧的琴弦突然松了下来。“十二万。我给你做身份。但你老婆的名字、出生日期、籍贯，不能由你们自己选。我来定。你需要接受。”

“为什么？”

“因为我只能用系统里已有的‘空位’来填。每一个身份对应一个真实的、已经死亡但尚未注销的户口。我不能凭空捏造一个新的，只能用别人的壳。你老婆会‘继承’那个死者的出生日期和籍贯。名字可以改，但改名字需要额外的操作，成本更高。所以——”

“所以名字也要用那个死者的？”林墨的声音变冷了。

“不。名字可以自己选，但姓氏最好用那个死者的。否则系统里会留下痕迹。”

林墨想到了晚舟。她姓沈。这个姓是她父亲的姓，她父亲在她十五岁的时候去世了，死于心梗。她一直留着这个姓，因为她觉得这是她和父亲之间最后的联系。如果她连这个姓都不能保留——

“不。”林墨说，“她姓沈。必须姓沈。”

乔姐看了他几秒，然后叹了口气。那口气很短，很轻，但里面有一种林墨从未在她身上见过的情绪——不是疲惫，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类似于“我理解但我也无奈”的东西。

“那就需要加钱。”乔姐说，“改姓的操作，需要另外打通一个环节。那个人要价三万。不还价。”

三万。再加三万，就是十五万。林墨付了十二万，还差三万。

“我给你三万。”副驾驶座上的男人说。

乔姐和林墨同时看向他。

男人从夹克内袋里掏出三沓钞票，每沓一万，用白色的纸条扎着。他把钱放在扶手上，推到乔姐面前。

“我不喜欢看人因为钱卡住。”他说，“而且我需要你的样本顺利完成交易。你们越快解决身份问题，我就越快安心做我的研究。我不喜欢变量。”

乔姐看着那三沓钱，没有拿。她看着男人，目光复杂，像在看一个她认识了很久但从不了解的人。

“你为什么要帮他？”乔姐问。

“我不是在帮他。”男人说，“我是在帮我自己。他的血在我手里，但他的身份问题如果不解决，他可能会把事情闹大。我不想惹麻烦。三万块，买一个安心的变量，划算。”

林墨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男人——医生——刚才从他的右手上取了样本，砍了乔姐的价，现在又掏出三万块钱帮林墨补缺口。他的行为逻辑像一台无法预测的机器，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成交。”乔姐终于拿起了那三沓钱，放进储物箱。

她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林墨。纸上打印着一个表格，表格里有十几个字段——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民族、籍贯、身份证号码、住址、签发机关、有效期限。大部分字段是空白的，只有“性别”一栏已经填了“女”，“签发机关”填了晚舟户口所在地的分局名称。

“在这张表上填好信息。”乔姐说，“最晚后天给我。扫描或者拍照，发到我的号码上。一个星期后，身份证和户口本会寄到你在工商银行的信箱。你有一个工商银行的保险箱吗？”

“没有。”

“去开一个。用你的身份证。东西到了之后，会直接放进你的保险箱。钥匙只有你有。我不接触最终产品，这样对大家都安全。”

“好。”

林墨把纸折好，放进口袋。

“下车。”乔姐说，“你老婆还在上面等你。她站了快二十分钟了，再站下去，会有巡逻的保安注意到她。”

林墨拉开车门，下了车。他拎着那个空了旧书包，站在灰色面包车旁边。车窗的黑色膜挡住了一切，他看不到里面的人在做什么。

他转过身，朝停车场的出口走去。

走了大约十步，面包车的车门又拉开了。乔姐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林墨。”

他停下来，没有回头。

“你的右手——你确定它不会再有那种能力了吗？”

林墨低头看着自己的右手。普通的、五根手指的、指甲盖完整的、没有任何光的手。

“我确定。”他说。

“那就好。”乔姐的声音变低了，低到像在自言自语，“因为那个医生不只是要你的样本。他想要的是那支笔。如果他知道笔已经不在你身上了，他可能会直接来找你。”

林墨的后背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他猛地转身。

但面包车的车门已经关上了。发动机启动了，车灯亮了，灰色的面包车从车位里开出来，从他身边驶过，轮胎碾过水泥地面，发出沉闷的声响。车尾的尾号是37，车牌上的蓝漆在昏暗的灯光下反射出微弱的光。

面包车开上了斜坡，消失在日光里。

林墨站在原地，手里握着那张表格。

他听到脚步声从身后传来——很轻，很快。是晚舟。

她跑到他面前，摘下了口罩。她的脸有点红，不知道是热的还是急的。

“二十分钟过了。”她说，“我下来找你。”

“我没事。”

“你没事？”她看着他的脸，“你的脸色很白。像是有人把你血抽干了一样。”

“只抽了一滴。”

“那不是血的问题。”晚舟伸出手，捧住他的脸，拇指在他的颧骨上轻轻蹭了一下，“是那个医生。他对你说了什么？”

“他没有对我说什么。他只是在帮我自己砍价的时候，顺带帮我补了三万块钱的缺口。”

“什么？”

“上车再说。”林墨拉起晚舟的手，往斜坡上走。

阳光照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林墨才感觉到自己的手有多凉。不是天气的凉——下午的阳光很暖——而是从骨头里渗出来的那种凉，像有人在他体内打开了一扇通往冬天的窗户。

他掏出手机，给陈伯发了一条短信：“身份的事搞定了。下周拿证。样本被取走了。医生说了一句话，说他想要的是笔。我告诉他笔不在了。他可能会来找我。”

发完之后，他把手机放回口袋，抬头看天。

天上没有那粒光了。

天上只有云，白色的，蓬松的，像一朵一朵巨大的棉花糖，在风中缓慢地移动。

（第十二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