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样本

那粒光在天上闪了整整一夜。

林墨没有睡。他搬了一把椅子坐在窗前，把那扇窗开到最大，夜风裹着雨后潮湿的凉意灌进来，吹得窗帘像一面苍白的旗。那粒光不大，比星星小，比卫星暗，但它固执地闪动着，节奏稳定得不像任何自然天体——闪零点五秒，停零点五秒，像一颗遥远的心脏在为他跳动。

凌晨三点的时候，晚舟醒了。她从卧室走出来，赤着脚，穿着一件宽大的旧T恤——那是林墨的，领口已经洗得松垮了，露出她一侧锁骨的弧度。她没有问林墨为什么不睡，只是默默地搬了另一把椅子，坐在他旁边，把脚缩进椅子里，双手环着小腿，下巴搁在膝盖上。

两个人并排坐着，看那粒光。

“她在说什么？”晚舟问。不需要解释“她”是谁。

“我不知道。”林墨说，“也许只是说她还存在。”

“或者是在提醒你，你不该把她忘记。”

林墨没有回答。他的手在膝盖上摊开，掌心朝上，像一个在等什么东西落下来的容器。但什么都没有落下来。那粒光只是闪，不为任何人，不传达任何信息，只是在闪。就像余墨活着的时候——不，她没有“活着”，她只是存在过——她吃水饺时微微睁大的眼睛，她在厨房门口问“你想不想尝尝”时歪头的角度，她消失时说“谢谢”时无声的口型。这些都不是信息，不是暗号，不是隐喻。它们只是她存在过的痕迹，像雨后的脚印，正在被时间慢慢冲淡。

四点二十七分，那粒光灭了。

没有逐渐变暗，没有最后的闪烁，就是一下子灭了，像有人按了一个开关。天空恢复了它该有的样子——深蓝色的，缀着稀疏的几颗真正的星星，云层在东方开始发白。

“她睡了。”晚舟说。

“她不需要睡。”

“也许她现在需要了。”

林墨从椅子上站起来，膝盖发出一声清脆的“咔”。他走到床边，躺下去。床单是凉的，枕头上还留着晚舟的气味——不是香水，不是洗衣液，而是一种很淡的、像晒透了的棉布混着一点点皂角的味道。晚舟也躺了下来，背对着他，被子拉到下巴。

他翻了个身，看着她的后脑勺。编成两条的辫子已经拆了，头发散在枕头上，黑色的，在黑暗中像一片静止的河流。

“我睡不着。”他说。

“你在想交易的事。”

“我在想很多事。”

晚舟翻过身来，面朝着他。黑暗中他看不清她的眼睛，但能感觉到她的目光，暖暖地落在他的脸上，像一只手在不用触碰的情况下抚摸他。

“你怕吗？”她问。

“怕什么？”

“怕那三滴血被拿去制造第二个神笔。怕你的右手永远无法真正做回普通的手。怕你答应了这件事之后，会有更多的事找上门来。”

林墨想了想，说：“我怕的不是这些。”

“那你怕什么？”

“我怕你有了新身份之后，会发现你其实可以离开我。一个没有法律身份的女人，只能困在一个有她的男人身边。但一个有身份证、户口本、社保卡的女人，她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工作，认识任何人。我怕你选择离开。”

沉默。

窗外的风把窗帘吹起来，又落下去，像一个在黑暗中反复练习呼吸的人。

晚舟伸出手，准确地找到了林墨的右手，握住了它。她的手不大，手指细长，骨节分明，掌心有一层薄薄的茧——是画画磨出来的。她和林墨一样，画画。但她画的是油画，和林墨的数字插画不同，她的画布上总有很厚的颜料，一层叠一层，像她在给时间做雕塑。

“你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吗？”她问。

“记得。你把咖啡洒在我衬衫上。”

“我说的不是那个。”晚舟说，“我说的是第二天。我又去了那家咖啡馆，你在同一个位子上坐着。你换了一件白衬衫，干净的。看到我进来，你站起来，说你带了一件替换的，问我能不能再洒一次。”

林墨笑了。那次他说那句话的时候，自己都觉得蠢得要命。但晚舟没有笑，她看了他两秒，然后拿起桌上的水杯，泼了他一脸。

“你泼的是水。”林墨说。

“咖啡太贵了。”晚舟说，语气里带着一丝只有林墨能听出来的笑意，“而且我知道，你换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不是为了让我洒咖啡，是你想再见我一面。你不敢直接说‘我想再见你’，所以你编了一个借口。你从第一天就在说谎。”

林墨的笑容慢慢收了起来。

“但我还是选了跟你在一起。”晚舟说，“不是因为你的借口编得好，是因为你站在咖啡馆门口等我的时候，你的耳朵是红的。你说谎的时候耳朵会红。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但那天我还没发现，我只是觉得你这个人很蠢，很可爱，很……不设防。你明明在说谎，但你整个人都是敞开的，像一个门没关好的房间。”

“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在说谎？”

“不知道。但我能感觉到。你这个人，谎话说得越多，眼神就越真诚。这是你的超能力，比神笔还厉害。”

林墨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把脸埋进枕头里，闷闷地说了一句：“对不起。”

“不用道歉。”晚舟把他的脸从枕头里扳出来，让他在黑暗中看着自己，“我想说的是——如果我想离开你，我不会因为没有身份证就不离开。我会走到你面前，告诉你‘我要走了’，然后推开门，走出去。没有身份证，我可以坐绿皮火车，可以住不需要登记的旅馆，可以在任何一个小镇落脚，重新开始。世界很大，林墨。一张身份证拦不住一个想走的人。”

“所以你不走，是因为你不想走。”

“是因为我没有想走的理由。”晚舟说，“你有病，你有债，你的右手刚刚从一支笔变回人的手。你脆弱得像一张浸了水的纸。但我还是不想走。”

“因为我是浸了水的纸？”

“因为你还在努力不让自己碎掉。”晚舟说，“一个不碎的人，值得留下来。”

林墨闭上眼睛。他感觉到晚舟的拇指在他右手手心里画圈，一圈，一圈，一圈。那触感很轻，像羽毛在皮肤上走路。他的右手在她掌心下变得柔软了，那种一直隐隐存在的、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蠕动的感觉，终于彻底消失了。它只是一只手。一只被另一个人的手握住的手。

他睡着了。

没有做梦。

早上七点，手机闹钟响了。林墨睁开眼，晚舟已经不在床上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并排摆着，像两本合上的书。厨房里传来锅铲的声音和油的滋滋声。

他走进厨房。晚舟穿着他的围裙，在煎鸡蛋。灶台上放着两碗白粥，一小碟咸菜，两双筷子。晨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侧脸上，把那道浅琥珀色的虹膜照得像一块透明的糖。

“你几点起的？”林墨问。

“六点。”晚舟把煎蛋翻了个面，“你睡得像死了一样。我叫了你三次，你都没醒。”

“我太累了。”

“不是累。是你的身体在修复。陈伯跟我说过，摆脱神笔之后，身体会进入一个‘还债期’。你之前被神笔吃掉的那些能量、记忆、感知，不会全部回来，但你的身体会试图弥补。你会比以前更容易累，更容易饿，也更容易生气。正常现象。”

“你什么时候跟陈伯说的？”

“昨天晚上，你睡着之后。我用你的手机给他打了个电话。他睡得晚，接得很快。”晚舟把煎蛋铲到盘子里，“他说乔姐这个人可信，但不可靠。可信的是她收了钱就会办事，不会跑路。不可靠的是她背后的人——那些要你样本的人，不是她能控制的。你给了她样本，她就交上去，至于上面怎么用，她不问，也不管。所以如果出了事，她不会帮你。”

“陈伯还说了什么？”

“他说老魏告诉他，要你样本的那个医生是‘上面’的人。‘上面’是什么意思，老魏没说，陈伯也没问。”

林墨坐下来，端起白粥喝了一口。粥很烫，从喉咙一路烫到胃里，烫得他整个人都精神了。

“吃完早饭，我去取钱。”他说。

“我跟你一起去。”

“不用。取钱而已，又不是交易。”

晚舟把煎蛋放在他粥碗旁边，自己也坐了下来。她用筷子夹了一根咸菜，咬了一小口，慢慢地嚼着。

“二十万现金，新钞，不连号。”她重复着乔姐的要求，“你去哪个银行取？”

“工商银行。我所有的钱都在那张卡里。”

“取完钱你打算放在哪里？”

林墨愣了一下。他确实没想过这个问题。二十万现金，一大摞，不能放在家里——不安全，而且如果被老刘或者物业看到拎着一大袋钱进出，会有不必要的麻烦。

“你有什么建议？”他问。

“买一个小保险箱。或者放在陈伯那里。他那边虽然环境差，但不会有人去翻他的东西。”

“放陈伯那里？二十万？他眼睛瞎了，腿也废了，如果有人去抢，他连报警都做不到。”

晚舟用筷子把粥碗里的一粒米拨来拨去，沉默了几秒：“那你去买个保险箱。我跟你一起去。”

“你——你确定你出现在那种地方没问题？电器城人多，可能会有监控。”

“我戴帽子。”晚舟说，“戴口罩。现在是疫情期间，满大街都是戴口罩的人，不会有人注意到我。”

林墨想了想，同意了。

吃完早饭，晚舟换了一身衣服——黑色的卫衣，黑色的运动裤，白色的帆布鞋。她把头发扎成一个低马尾，戴上一顶棒球帽，又戴了一只浅蓝色的口罩。她站在玄关的穿衣镜前看了看自己，然后转过来面对林墨。

“像不像一个不想被人认出来的人？”

“像。”林墨说，“但你本来就没人能认出来。”

晚舟的眼睛在口罩上方弯了一下——她在笑。然后她拿起一个帆布包，挂在肩上。

他们出了门。电梯里没有其他人。走廊里的声控灯修好了，每走一步，灯就亮一盏，像有人在前面给他们点灯。

工商银行在公寓往东三百米的地方，一栋灰色的大楼，门口有两根大理石柱子。银行刚开门不久，大厅里人不多，三四个柜台都在营业，等候区的塑料座椅上只坐着两个老人。

林墨走到取号机前取了一个号，A023。叫号屏上显示A019正在办理。他等了三分钟，叫到了他的号。

他走到柜台前。柜员是一个年轻的女人，穿着深蓝色的制服，头发盘得很紧，脸上的表情像一张打印出来的笑脸。

“您好，办什么业务？”

“取钱。二十万。”

“二十万需要预约。您预约了吗？”

林墨的心沉了一下。他忘了——大额取现需要提前一天预约。这是银行的规定，他知道，但他完全忘了。

“没有预约。”他说。

柜员的笑容不变，但语气变得专业而疏离：“那很抱歉，先生，二十万需要预约。如果您今天急需用钱，可以先取五万，剩下的预约明天再来。”

五万。距离二十万还差十五万。他不能等明天——乔姐说一个星期后联系，但没说具体哪一天。如果她今天或者明天就打来电话，而他手上只有五万，这笔交易就可能泡汤。

“我有急用。”林墨说，“能不能通融一下？”

“规定是这样的，先生。我可以帮您查一下这个网点的现金库存，如果有富余的话，也许可以多取一些。但二十万真的不行。”

晚舟站在他身后，戴着帽子和口罩，安静得像一个影子。她没有说话，但她的手在林墨的后背上轻轻拍了一下——不重，一下，像在说“没关系”。

柜员在键盘上敲了几下，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先生，我查了一下，今天我们可以给您取十二万。这是上限了。”

十二万。还差八万。

“好。”林墨说，“十二万。”

柜员办好了手续，把一摞钞票放进点钞机，刷刷刷地点了两遍。红色的钞票在点钞机里飞快地翻动，像一群被惊动的鸟。点完钞，她把钞票扎成两捆——一捆十万，一捆两万——装进一个不透明的塑料袋，从柜台下面的小窗口递出来。

“先生，您的现金。请当面点清。”

林墨拿起那两捆钱，仔细看了看封条上的印章和柜员的签名。他没有拆封，因为他相信银行的点钞机比他自己的手指更准确。他把钱放进晚舟的帆布包里，拉好拉链，把包背在自己肩上。

出了银行，两个人站在门口的台阶上。阳光很好，照在脸上暖洋洋的。

“还差八万。”晚舟说。

“我想办法。”

“什么办法？”

林墨想了想。他可以找朋友借，但他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他没有结婚——因为他们不记得晚舟，所以也不记得他结过婚。如果他突然借八万块钱，理由是什么？住院？买房？他不能说实话，因为实话是“我要给我老婆办□□”。一旦他解释了这件事，对方要么以为他疯了，要么报警。

他不能借。

他可以卖东西。他的画、他的数位板、他的电脑、他的书。但这些加起来也卖不到八万。二手数位板不值钱，电脑用了四年，画更是不值钱——他的名气太小，在插画圈里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

他可以接活儿。但接活儿需要时间，而时间是他最缺的东西。

“我可以找陈伯借。”林墨说，“他应该有积蓄。”

“你确定要找他借？他住在南郊的破仓库里，抽的烟是最便宜的那种，连轮椅都是自己修的。他就算有积蓄，那也是他的棺材本。”

“那我找乔姐谈。”林墨说，“样本减到一半，钱也减到一半。她要的样本已经减少了——一滴血，一片指甲，五根头发。如果我再减到半滴血、半片指甲、两根头发，她能不能只收十万？”

“你觉得她会同意吗？”

林墨沉默了几秒。不会。乔姐不是那种会讨价还价的人。她给的价码已经是她认为“公允”的底线，再低她就不做了。

“我不知道。”他说。

手机的震动打断了他的思绪。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是一个未知号码发来的短信。不是空号，是一个有区号的固定电话号码，区号是外地的，他没见过。

短信内容只有一行字：

“今天下午三点，城南客运站，地下停车场，B区，绿色长安面包车，车牌尾号37。带钱带样本。一个人来。”

林墨把手机递给晚舟看。

“今天下午三点。”晚舟念了一遍，“你没有预约到二十万。”

“我先去。”林墨说，“带着十二万和样本。跟她谈。如果她不同意，我再想办法补剩下的八万。”

“我跟你一起去。”

“她说一个人来。”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听话了？”晚舟看着他，口罩上方那双浅琥珀色的眼睛里有一丝笑意，“你以前从不听任何人的话。你连医生的话都不听，偷偷把诊断书藏起来。现在一个做假身份的人说‘一个人来’，你就真的一个人去？”

林墨张了张嘴，又闭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