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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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六月。

热线稳定运营。平均每晚接四到六个电话。最高峰是周五十一点到凌晨两点——沈霁守着。他发现周五是最难熬的夜晚之一:周末都在家，白天必须演一切正常，只有夜里才敢偷出电话。

他接过最年轻的十三岁，最年长的——五十二岁。一个在供电局工作的女人。她说她一直在犹豫，一直犹豫到头发白了。她没结过婚。每天上班下班。直到退休才敢打这通电话——因为她终于不用怕同事发现了。

「这三十年你怎么过来的。」沈霁问她。

「看。」她说，「我就看别人活。看电视剧里的人跌倒了又爬起来。觉得她们能活，我也能活。」

「那你今天为什么打电话？」

她停了很久。

「因为我把爹妈送走了。两个人的后事办完了。送完了忽然发现——我人生里唯一需要我的人现在也不在了。那我能不能为自己做一件事了。」

沈霁把话筒换到了另一只手上。

「能。你说。」

「我就想听人说一句——你后半生，可以为自己过。」

沈霁那句回复说得很慢，慢到像在签一份很久以前就该生效的判决书:「你后半生。可以为自己过。」

电话那边传来长长的呼气声——不是叹气，是吐息。像一个人在水下呆了五十年，终于把头探出了水面。

挂了之后沈霁坐了很久。他想起林予安曾在日记里引用苏轼——"此心安处是吾乡。"他从没听过那个五十二岁的女人也引用古人。但她呼出的那口气——就是此心愿处，但它晚了五十多年。他问自己:如果你的热线早十年出现，能少多少个五十多年？如果能早二十年呢？如果能早到——林予安在河边的那个夜里，他不是只有一本日记和一个素未谋面的沈霁，而是有一个一打就通的电话、一群接了电话就不会放手的陌生人呢？

他拿出日记本。在凌晨三点写了一段比任何一次都慢的字:

> 予安。

> 今晚接了热线的一个电话。不是一个孩子——是一个五十二岁的阿姨。她熬到了把自己所有责任尽完了——然后打电话来，问能不能允许自己为自己活。我说可以。

> 这句"可以"，如果早二十年有人跟她说就好了。

> 但我觉得也不晚。五十岁还有后半生。十七岁还有一生。

> 如果你问我——回顾这所有的一切，哪一步是最关键的——我会说是你挨着耳光说"我是"的时候。那时候你就没让她重蹈覆辙。

> 你在2008年已经救了一个自己的五十年以后。

林予安在几天后回他:

> 你今晚别接电话了。早点休息。

> 你也有一个五十年。我们一起把它活到第一百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