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大军有开拔了。

与陈炯明残部做最后的决斗，

但第二次东征没有第一次那么顺利。

消息从惠州前线传回来的时候，广州已经入秋了。

战报上写着“攻克”“推进”“歼敌”，但席韶乐在医院的走廊里，听见的是另一些词。

有人低声说惠州城下死了很多人，有人说学生军冲在最前面，有人说某个连队上去的时候一百二十人，下来的时候不到四十。

她端着装满纱布的托盘从走廊里经过，那些声音像秋天的落叶，一片一片落在她耳朵里，落进她心里，积起来，厚厚的一层。

大学组织学生志愿队的通知是十月初贴出来的。

说前方伤员转运至广州，医院人手不足，需要志愿者学习简易包扎，协助护理。

席韶乐在公告栏前站了一会儿，然后去签了名。

秦剑秋也签了。

知道她也要参加的消息后，剑秋有点惊讶，说：“你怕血。”席韶乐把笔搁下，“怕。所以要学。”

时局和危机能很快的闯练一个人。

培训只用了三天。一位从博济医院借调来的护士长教她们——怎么判断伤口是否感染，怎么清洗创面，怎么上药，怎么缠绷带。

绷带的缠法有很多种，手臂是螺旋式，关节是八字式。

席韶乐在秦剑秋手臂上反复练习，拆了缠，缠了拆，直到闭着眼睛也能缠得松紧合度。

护士长说，战场上送下来的伤员，没有时间让你慢慢缠。你的手要比脑子快。席韶乐记住了。

正式上岗那天早晨，席韶乐换上了仍旧穿上了自己的校服。

没有那么多制服给她们，她们只在自己的手臂上缠上志愿者的袖标。

她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镜子里的人瘦了一些，下巴比春天的时候尖了一点。

眼睛下面有一圈淡青——她这几夜睡得不好，每次闭上眼，就会想明天推开病房门的时候，会不会看见两张熟悉的脸。

医院是临时征用的一所教会学校。

礼拜堂改成了大病房，长椅撤走了，摆满行军床，一张挨一张，中间只留一人宽的过道。

空气里弥漫着碘酒、脓血和石炭酸混合的气味，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角落。

席韶乐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在门口站了好几秒。不是被气味吓住了，是被声音。

那么多人的呼吸声、呻吟声混在一起——有人在叫娘，声音很低，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有人一声不吭，只是把牙齿咬得咯吱响；

有人发着烧说胡话，喊冲锋，喊“惠州城墙上有机枪”。

她端着托盘走进去，开始工作。

清洗创面，上药，缠绷带。

清洗创面，上药，缠绷带。一天下来，她缠了数不清多少卷绷带。

手指被碘酒染成黄褐色，指甲缝里嵌着这种颜色。

每天结束的时候在院子里用冷水洗手，搓了一遍又一遍，那颜色还是有轻微的残留。

她最怕的不是血，不是脓，不是伤员在换药时咬着枕头的闷哼。而是走廊里忽然有人喊“新到了一批伤员”，怕推车轱辘碾过地面的声音，怕掀开盖在伤员身上的军毯时的那一瞬间。

每一次推车的轱辘声响起来，她的心就提起来，卡在嗓子眼，直到她看清担架上的面孔不是韶天，不是沈静山——才落回去，落到一半又悬着，因为还有下一辆推车，下一个担架，下一张被硝烟和血污糊住的脸。

她不知道这种悬着的感觉什么时候会结束。也许永远不会结束。也许只要那两个人还在战场上一天，她的心就要这样悬一天。

医院的工作很锻炼人，韶乐又聪明能干，很快技术就有所提升。

开始负责一些重伤病人。

这天，她例行检查自己负责床号的病人信息，男，23岁，左肩受弹片伤，腹部两处枪伤，左腿一处枪伤。

韶乐有点吃惊，她自到医院做志愿以来，还没接触过这么重的伤患。

她急走到对应床号前，床上坐着一个年轻军官，左肩缠着绷带，绷带上洇出新鲜的红色。

他正在和临床的伤员说话，声音不高，带着浓重的陕北口音。席韶乐走过去的时候，他刚好转过头来。

他坐在那里的样子。腰是直的，背是直的，脖子是直的。左肩伤着不能动，他就把整个上半身微微向右边倾斜，用这种别扭的姿势维持着一个军人的坐姿。

他的脸很硬朗。不同于韶天的阳光和静山的儒雅，眼前的人眉毛又浓又黑，像用毛笔狠狠画了一横。

眼睛不大，但亮，脸上的皮肤粗糙，有风吹日晒的纹路，有刚刚开始愈合的擦伤

如果用一个字形容他的长相，那就是“兵”，两个字就是“军人”或者是板正。

“换药。”席韶乐把托盘放在床边的矮柜上。

他抬头看她。

目光很快，从她的脸到她的手，从手到托盘里的药瓶和纱布。

“你好。”他道。

席韶乐点点头，“你好。”

她把旧绷带剪开，小心地揭下来。

伤口露出来——左肩，弹片伤，创面不规则，边缘有烧灼的痕迹。清洗过，上了药，但愈合得不太好，边缘有些红肿。她微微皱了一下眉。

“发炎了。”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