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驶入杭州东站的时候，苏晚把额头抵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陌生的站台和来来往往的人群。

十二月末的杭州，空气里带着南方的湿冷，那种冷跟上海不一样，不凛冽，却往骨头缝里钻。她拎着行李箱走出车厢，冷风灌进来，她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半张脸。围巾是外婆织的，藏蓝色，边角有点起球，针脚不像商场里的那么齐整，但每一针都紧实。她有时候觉得，这条围巾像是外婆还在抱着她。

出站口挤满了接站的人。有人举着写了名字的牌子，牌子上的字歪歪扭扭；有人踮着脚在人群里张望，眼神焦急又期待；有人接到人之后笑得很大声，把对方一把抱住，行李箱都撞翻了。一个年轻女孩扑进男朋友怀里，男生的手在她背上拍了拍，说“回来就好”。苏晚从人群中穿过去，没有人接她。

她不觉得难过。她觉得自己已经过了需要被人接站的年纪了。

她提前在手机上订了一个短租的房间，房东姓秦。地址发过来的时候，后面附了一句话：“出了地铁站往左走，第三个路口右转，看到一棵银杏树就到了。到了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门。”语气干脆利落，像是命令，也像是嘱咐。

杭州的地铁比上海的安静。苏晚靠着扶手杆站着，车厢里人不多，对面的座位上坐着一对母女。小女孩大概五六岁，趴在妈妈腿上睡着了，妈妈一只手护着她的背，另一只手在给谁发消息，拇指按得飞快，脸上带着一种平静的疲惫。苏晚看着她们，忽然想起自己的母亲。

她离开上海之后回了老家两个月。那两个月里，母亲每天变着法子给她做饭，嘴上什么都不问，但总是在她经过的时候偷偷看她的脸色。有一天晚上，苏晚睡不着，在客厅里坐着发呆，母亲从卧室里出来，披着一件老旧的棉睡衣，在她旁边坐下，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你外婆走的时候，让我照顾好你。”

苏晚没有哭。她在老家待了两个月，一滴眼泪都没掉。她以为自己已经哭完了。

后来她决定去杭州。离老家不远，高铁两个小时，离上海也近，好像随时可以回去，又好像永远都不会回去。她没跟母亲说太多，只说“换个地方试试”。母亲也没多问，帮她收拾行李，往箱子里塞了很多东西——腊肉、腌菜、一双新织的毛线袜子。苏晚说太多了装不下，母亲说“你在那边就知道用得上了”，然后继续塞。

地铁到站了。苏晚拎着箱子走上地面，按照秦姨说的路线走。第三个路口右转，果然看到一棵银杏树。冬天的银杏光秃秃的，枝干在路灯下伸展着，像一个沉默的老人。树后面的单元楼门口，站着一个人。

秦姨六十一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藏蓝色棉袄，站得笔直。她的背脊挺得很直，一看就知道是做过老师的——那种在讲台上站了几十年养成的姿态，即便退休也不会丢。她上下打量了苏晚一眼，目光从她的脸移到行李箱，又移到她脚上那双沾了灰的帆布鞋。

“一个人来的？”

苏晚点头。

秦姨看了她几秒钟，像是在确认什么，然后转身往里走：“进来吧，次卧刚收拾过，床单新的。”

她没有帮苏晚拎箱子。不是冷漠，而是一种分寸感——你不是小孩了，我也不打算把你当小孩照顾。但苏晚注意到，她进楼之后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在等后面的行李箱滚轮声跟上来。

次卧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窗户朝南，能看到小区里的那棵银杏树。窗帘是碎花的，洗得有些发旧了，能闻到洗衣液的淡香。床单是新的，铺得平平整整，枕头被拍得蓬松，上面放着一张小卡片，写着“欢迎入住，秦”。

苏晚把行李箱放下，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银杏树。光秃秃的枝干伸向夜空，路灯把它的影子投在地上，像一幅墨色未干的画。她忽然想起老家院子里的桂花树。外婆走后的那年秋天，桂花开了满树，没有人摘，落了满地，风一吹像是下了一场金色的雨。母亲打电话跟她说的时候，声音很平静：“桂花开了，你外婆要是还在，又要晒桂花做糕了。”

外婆做桂花糕最拿手。糯米粉筛三遍，桂花用去年酿的糖桂花拌，蒸出来软糯香甜不粘牙。小时候苏晚蹲在灶台边等，外婆用筷子戳一下糕面看看熟没熟，然后先夹一筷子让她尝。外婆说：“尝尝咸淡。”苏晚说：“糕怎么会有咸淡。”外婆就笑，笑着笑着说：“对，糕只甜不咸。”后来她才知道，外婆说的不只是糕。

苏晚从行李箱里翻出一个笔记本，翻开第一页。上面是她三年前入职时写的目标：二十五岁，进最好的公司，做最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