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起外公在树下的样子——不说话，不吃饭，只是看，一看就是一天。母亲说他在等桂花。苏晚抚摸着盒子里那把看不见的算盘，她知道外公等的不是桂花。是另外的什么。

她在老家待了整整两个月。每天都是差不多的日子——帮母亲做饭，给桂花树浇水，在院子里发呆。日子过得慢，慢到她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在上海，她听不见。

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苏晚和母亲坐在院子里乘凉。桂花树的叶子在夜风里沙沙地响，天上的星星比上海多，密密麻麻的，像是有人把碎银子撒在黑布上。

“妈，我想去杭州。”

母亲摇着蒲扇，动作顿了一下，停了两秒，然后继续摇。她没有问为什么不在老家考个编制，也没有问杭州有什么好工作。她知道自己的女儿。留不住的。想留也留不住——就像当年外公在供销社上班，外婆也留不住要去上海读书的外孙女。

“去杭州干什么？”

“找工作。上海那边……我辞了。”

“好。”母亲说。然后继续摇蒲扇，看着桂花树的树冠。好一会儿她才开口，声音很轻，“你外婆在的时候常说，晚晚像我，但也不像我。她比我走得远。她走多远都不要叫她回来，让她走。”

苏晚低下头。手指在膝盖上绞在一起。

母亲转身从屋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她。里面是五千块钱——母亲几个月省下来的工资。

“别亏待自己。”母亲说。

苏晚接过信封。钱很旧，折了好几道痕，还带着母亲手掌的温度。她没有推辞，只是点了点头，然后转头看着桂花树。她不是一个人。她身后是母亲的五千块钱，是外婆压在枕头底下的录取通知书，是外公在桂花树下埋着的算盘。是两代人用最笨拙的方式在她心上垒出的地基。那道地基没有金碧辉煌的装饰，只有手写的便签纸、流水线磨出的老茧、灶膛里松柴噼啪的火星。但她觉得够厚了。厚到可以让她往任何一个方向走。

两天后的清晨，苏晚坐上了去杭州的火车。行李不多——一个行李箱，几件换洗衣服，那个铁盒和床头柜上的纸兔子，外面裹了一件旧毛衣生怕压坏。母亲站在月台上送她。火车开动的时候，苏晚透过车窗看到母亲举起手，慢慢地摆了摆——跟外婆在院子里送她的手势一模一样。

她靠在座椅上，拿出手机发了一条仅自己可见的朋友圈——

“外婆，我要去新的城市了。你说桂花年年都会开，我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