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正月初七打来的。

春节假期刚过，苏晚从老家回到上海的第三天。外婆在年前出了院，能坐起来了，能自己用右手吃饭了，医生说恢复得比预期好。她陪外婆过了年，除夕那天推着轮椅带外婆去院子里看桂花树。桂花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色的天空，但外婆仰着头看，右眼弯着，笑得很满足。

苏晚说：“外婆，等秋天桂花开了，我回来陪你看。”

外婆用右手拍了拍她的手背：“好。丫头说话算话。”

初三她走的那天，外婆坐在轮椅上，在院子里送她。走到门口她回头看了一眼，外婆举起能动的那只右手，慢慢地摆了摆。她也摆了摆手，然后就走了。

她没有想过那是最后一面。

电话是母亲打来的。凌晨四点多，手机在枕头下面震了三下她才摸到。接起来，母亲的声音不像以前那样碎了，是一种很奇怪的平静——像是眼泪流干了之后剩下的那层哑哑的壳。

“晚晚，外婆走了。”

苏晚坐起来。被子滑到腰上。凌晨的风从窗户缝隙里钻进来，凉的。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走得很安详。”母亲的声音在电话那头继续响着，“睡前还跟我说，让我告诉你，桂花开了的时候记得回来。她说你答应过的。”

苏晚握着手机，没有说话。

母亲的声音还在继续。说外婆最后几天精神其实不错，能扶着床站起来走两步了，还自己剥了一个橘子。说外婆走的那个晚上，睡前跟她说了很多话——说院子里的桂花树是外公娶她那年种的，种了五十年了；说苏晚小时候每天晚上都要摸着她的耳垂才能睡着；说她这辈子没有什么遗憾，就是想看看那个“优秀的人”长什么样。

“她说让你别哭。她说桂花年年都会开。”

苏晚挂了电话，坐在床边。窗外的天还没亮，路灯的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落在床头柜上。那只纸兔子蹲在那里，耳朵竖着，眼睛是两道浅浅的压痕，安安静静地看她。

她没有哭。

她站起来，打开衣柜，往行李箱里塞了几件换洗衣服。动作很机械，一件一件地叠好放进去。然后她给陆沉发了一条消息——“陆总，我外婆走了。我需要请一周假。”

发送成功。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回复来得比任何时候都快。不是文字，是电话。手机震起来，屏幕上闪着“陆沉”两个字。她接起来。

“苏晚。”

他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被信号压缩了又展开，听起来有一点失真，但每个字都很稳。

“有需要帮忙的，告诉我。”

苏晚握着手机，嘴唇动了动。想说很多话——想说谢谢，想说不用，想说她自己可以。但那些话到了嘴边，全都退回去了。最后她只说了一个字。

“好。”

挂了电话，她拉起行李箱，走出出租屋。

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一下，又灭了。她在黑暗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按了电梯。

外婆的遗像放在灵堂里。

是去年秋天拍的。母亲说，外婆出院之后有一天精神特别好，让她帮忙洗了头换了衣服，坐在院子里的桂花树下，说想拍一张照片。那时候桂花还没开，树上只有密密匝匝的深绿色叶子。外婆穿着那件藏蓝色的棉袄，对着镜头笑。眼角的皱纹像菊花的花瓣一样舒展开来。

很好看。

苏晚跪在灵前，看着那张照片。灵堂里的香火味很浓。蜡烛的火苗被风吹得微微晃动，把外婆的照片照得明明灭灭。

母亲跪在旁边，给她讲外婆最后几天的事。说外婆有一天清醒过来，忽然说要吃桂花糕。母亲说没有桂花了，等秋天开了再做。外婆说，那等秋天到了，给晚晚也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