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国门换乘四号线。九站。宣武门。菜市口。陶然亭。北京南站。马家堡。角门西。公益西桥。新宫。西红门。列车在隧道里穿行，车窗外的灯光一闪一闪地掠过，像被快速翻动的书页。他把额头抵在车窗玻璃上，玻璃是凉的。西红门站到了，他走下车，站在站台上。这是十七站的终点，B大所在的那一站。站台上人很多，出站口就在前面。他没有出去。站在那里，手插在口袋里，指尖碰到那枚硬币——边缘有划痕的。把它握在掌心里，握了很久。列车从身后开走了，带起一阵风，把他额前的头发吹起来。下一班车进站了，他上车，往回坐。

他在信里写：“我昨天去坐了地铁二号线。从积水潭坐到建国门。八站。每一站停下来的时候，我都会往车厢外面看一眼。站台上很多人，没有你。”没有写后半段——他坐了四号线，坐了九站，到了西红门。没有出站，没有告诉她。他怕告诉她之后，下次她坐地铁的时候，会在站台上找他。而他不在那里。

十二月。A大下了第一场雪。他站在物理实验楼的台阶上，仰起头。雪很小，细碎的，落在睫毛上很快化成了水。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不是雪，是实验楼门口那棵法国梧桐。光秃秃的枝丫上积了一小撮雪。发给林听风。她秒回。也发了一张照片。B大的雪，宿舍楼下的路灯，灯罩上积着一小撮雪。他把她发的照片放大，仔细看。路灯后面能看见一扇窗户，窗帘是淡蓝色的，边缘有一小块焦黄的痕迹。她每天早上一睁眼就能看见那块焦黄。他把照片缩小，保存进私密相册。密码没变，还是她的学号后六位。

一月。寒假。他回了A市。父亲沈建国在客厅里看文件，老花镜架在鼻梁上。听见开门声，头也没抬。“回来了。”他把行李箱放在玄关。“嗯。”“这学期成绩怎么样。”他在玄关站了一会儿。换鞋的动作停了一瞬。“物理实验，教授批了Good。”沈建国把文件翻过一页，纸张哗啦响了一声。“不是Excellent。”他把鞋脱下来放进鞋柜。“嗯。”没有解释。他拎着行李箱上楼，走到楼梯拐角的时候停了一下。客厅里传来文件翻页的声音，很轻，像皮带从裤腰上抽出来之前那一声极细极细的皮革摩擦声。

他走进房间关上门。坐在床边，从行李箱里把铁盒子拿出来。盖子打开，里面的东西又多了一层。他把林听风的信放进去。现在有四封了，和那十三张纸条、两片香樟叶、半盒硬币放在一起。他把最上面那枚硬币拿起来——一块钱，边缘有划痕。从奶茶店拿回来的那枚。握在掌心里。父亲老了。皮带举不动了。不是因为原谅了，是因为时间替他做了决定。他把这枚硬币放回去。

二月十四日。他去了一中。校门口的保安换了人，不认得他。他说回来看看老师，保安让他登记了名字就放行了。操场上煤渣跑道还是老样子，被冬天的风吹得扬起细细的灰。他走到香樟树下，树冠墨绿色的，在一整个冬天的风霜之后还是墨绿色的。叶子密密匝匝地叠在一起。她在树根上坐着，仰着头看树冠。灰蓝色围巾的一头在风里轻轻晃动。他走过去，在树根另一侧坐下来。隔着一个人的距离。把塑料袋放在树根上打开，里面是两个饭盒——他妈做的红烧肉，蒜蓉西兰花。

她夹起一块肉放进嘴里。嚼了很久。咽下去。“好吃。”他把西兰花夹到她饭盒里。他们在香樟树下把两份菜吃完了。和食堂里无数次“打多了”一样。吃完她站起来，他也站起来。她说“你爸的皮带，还打吗”。他说不打了。她抬起头。“他老了。”她把目光收回来。他老了，皮带举不动了。不是原谅了，是时间替他做了决定。

她说你那个铁盒子还留着吗。他说留着。她说硬币呢。他说攒了半盒了。她说我的纸条，十三张。他说我十七张。她愣了一下。他把那些她从不知道的草稿纸也算进去了。从高一到高三，从“她往左挪了半寸”到“她做对了，零点二四伏特”。

风从香樟树冠中间穿过去。叶子沙沙地响。她往前走了一步。他也往前走了一步。距离缩短了一半。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五毛的，金色的，很小——从他放在槐树下铁盒子里的那枚。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那枚一块钱的，边缘有划痕。放在她掌心里，和那枚五毛的并排。两枚硬币，一枚新一枚旧，一枚金色一枚银色。她握住了。

她转身走了。他站在香樟树下，看着她走远。背影很瘦，灰蓝色围巾的一头在风里轻轻晃动。走到校门口，拐过综合楼的拐角，不见了。他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摊开掌心。里面躺着一片香樟叶——刚从枝头摘下来的，嫩绿色的。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很小的字：“一百公里。十七站。我走一遍。”他把叶子夹进物理课本里，电磁感应那一章。

三月。A大。他坐在图书馆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电动力学》。窗外那排法国梧桐光秃秃的。他每天经过都会抬头看一眼，什么都没有。但他记得她高一写过的作文——“春天总会来的，只是有些树醒得晚一点。”那句话陈老师在课堂上念过。他坐在她右边，鼓掌了。

他把书翻过一页。页边空白处有一行很小的字：“她B大的梧桐发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