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A大。

沈渡川在实验室里待了七十三小时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光电效应实验的误差来源，不是仪器，是人的眼睛。同一组数据，他读数跟同组另一个人读数总差零点零几。教授说“正常范围内”，他把这三个字写在实验报告结论部分，又划掉了。他不接受“正常范围”。从高一开始就不接受——皮带落下来的次数从来不落在“正常范围”里，父亲的失望从来不落在“正常范围”里。他自己也不。

A大的物理系比想象中更安静。不是声音的安静，是另一种。所有人都很聪明，聪明到不需要大声说话。实验室里只听见电流的嗡鸣、示波器扫描线的沙沙声、铅笔在数据表上移动的极细摩擦。他把这些声音收集起来，在脑子里归类存档。电流声是50赫兹，示波器扫描线大约每秒钟刷新六十次，铅笔在纸上的声音没有固定频率。她的笔尖在纸上移动时是什么频率？他不知道，没测过。但记得她写字时拇指和食指捏住笔杆、指关节微微发白的样子，记得笔尖停顿、墨水在纸上洇出一个很小很小的圆点。

他把铅笔放下。实验数据表填满了，最下面一格写着误差范围：±0.02eV。旁边有一小块空白，他把那块空白撕下来，在上面写了一个“风”字。很小的，挤在纸张边缘。然后划掉了。墨水划破纸面，留下一道凸起的疤痕。他把碎纸片握在掌心里。

A大的宿舍是四人间，他睡靠门的下铺。室友三个都是物理系的，一个爱打游戏，一个爱睡觉，一个爱在熄灯之后聊平行宇宙。他躺在床上听他们聊——如果平行宇宙真的存在，每一个选择都会分裂出一个新的宇宙，那么总有一个宇宙里他没有把那张写着“要”的纸条放回她桌上，总有一个宇宙里她在雨夜没有抽走被他握住的手，总有一个宇宙里他填了B大而不是A大。但那些宇宙他永远到不了。他只能在这个宇宙里，隔着整座城市的距离，把她的名字写在实验数据边缘，再划掉。

十月。他收到了林听风的第一封回信。那天下午他从实验室出来，天已经黑了。十月的北方天黑得早，风从物理楼灰白色的墙壁之间穿过来，冷，带着尘土和干草的气味。他在门廊下面把围巾从书包里抽出来——灰蓝色的，针脚不平，一头宽一头窄。他妈织的。他妈周敏这辈子织过很多条围巾，他爸沈建国从来不戴。他把围巾在脖子上绕了两圈，尾端垂在胸口，宽的那头在风里轻轻晃动。

宿舍楼下的信箱是铁皮的，刷着绿漆，漆皮在边角处剥落了，露出底下锈红色的铁。他用钥匙打开信箱，里面躺着一封信。B大的信封，白色的，上面贴着普通邮票。信封上她写的地址——“A大物理系”。她的字还是那么小，挤在信封右下角，像一个蹲在墙角的人。他把信握在手里没有马上拆。走到宿舍楼后面的花坛边上坐下来，花坛里种着月季，十月的月季已经开败了，花瓣边缘焦枯，在风里瑟瑟发抖。他把信封对着路灯的光看了一会儿。信纸的轮廓透过白色的信封皮，隐隐约约的，她的字从里面凸出来，很小，很密，像春天墙角的青苔。

拆开。

“沈渡川：B大的课不多。写作课老师让我写了母亲。我写了。她给了我92分。批注说她看了三遍。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看三遍。我只是把母亲最后跟我说的话写下来了——‘囡囡，往前走。’就这三个字。附：我们食堂没有红烧肉。有馒头，比一中的大。我每天早上一碗粥一个馒头。掰碎了泡着吃。”

他把信看了三遍。第一遍从头到尾。第二遍从“92分”开始。第三遍只看了最后一行——“掰碎了泡着吃。”她把馒头掰碎泡在粥里。高一她在食堂角落也是这样，把馒头掰成小块泡进免费汤里，低着头，嚼得很慢。那时候他坐在隔几张桌子的位置，假装在吃饭。她把最后一口馒头塞进嘴里，腮帮子微微鼓着，喉结轻轻动一下，像在咽什么很苦的东西。他把那碗自己没动过的红烧肉倒进了泔水桶。

他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站起来走回宿舍。三个室友都在，打游戏的戴着耳机，睡觉的蒙着被子，聊平行宇宙的那个今天没有聊，坐在床上看《量子力学导论》。他走到自己床边坐下来，把信封放在枕头底下。和那枚边缘有划痕的一块钱硬币放在一起。

十一月。他第一次去坐地铁二号线。周六下午，实验室没有安排。他从A大东门出去，走了十分钟到积水潭站。买了一张票——从积水潭到建国门，八站。站台上人不多，十一月的风从隧道深处灌上来，带着地铁进站前特有的那种气压变化。他站在黄色安全线后面，手插在口袋里。车来了。他走进去，靠在门边，车厢里空座位很多，他没有坐。

每一站停下来的时候，他都会往站台上看一眼。积水潭。鼓楼大街。安定门。雍和宫。东直门。东四十条。朝阳门。建国门。八站，每一站的站名他都在地图上查过，在脑子里记过，在草稿纸上写过。站台上等车的人上上下下，穿羽绒服的女生、拎公文包的男人、牵着小孩的老人。没有她。他把每一站都看了一遍，没有她。其实他知道不会有。她在B大，离积水潭十七站。他只是想把她可能会经过的地方走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