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听风。我喜欢你。从大一第一节文学理论课开始。但我知道你喜欢别人。所以——”他把奶茶杯举起来，对着路灯的光，晃了晃杯底的红豆。“做朋友也行。一辈子也行。”

他把吸管含进嘴里，把杯底的红豆吸上来。嚼了嚼，咽下去。然后冲她挥了挥手，转身往男生宿舍方向走去。背影在路灯下被拉得很长，深蓝色卫衣的下摆被风吹得微微掀起。

她站在原地。手里的奶茶已经凉了。她把吸管戳到底，吸了一口杯底的红豆。很甜，甜得眼眶发热。她把那杯奶茶握在手里，往宿舍走去。

四月下旬，她收到了沈渡川的第四封信。

信封比前几次厚。她坐在宿舍床沿上拆开，里面掉出一张照片——A大的物理实验楼，灰色的，四四方方的，窗户很小。照片背面有一行字：“光电效应实验室。在地下一层。没有窗户。我在这里待了七十三个小时。数据记录写了厚厚一沓。写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我在页边写了一个‘风’字。又划掉了。”

她把照片翻过来。灰色的实验楼，窗户很小，像被关上的眼睛。她想起陆星辰说的话——“一个会把‘人’字写上去又划掉的人，心里一定在想着什么很重要的事。”沈渡川也把她的名字写上去了，又划掉了。他们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教室，做着同一件事。

她把信纸抽出来。

“林听风：物理实验做到第四轮，终于做出了预期结果。数据曲线很漂亮，几乎和理论值完全重合。教授在我的实验报告上批了一个‘Good’。我盯着那个单词看了很久。‘Good’。不是‘Perfect’，不是‘Excellent’，是‘Good’。够好了，但不是最好。我想起我爸。他从来没有说过‘Good’。他只会说‘还差得远’。我以为我会永远活在那句‘还差得远’里面。但现在有人跟我说‘Good’。只是一个单词，我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

B大的梧桐发芽了吗？A大的还没有。北方的春天比南方晚。我每天经过那排梧桐都会抬头看一眼。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但我记得你高一写过的作文——‘春天总会来的，只是有些树醒得晚一点。’那句话是你写的。陈老师在课堂上念过。你可能不记得了。我记得。

附：我昨天去坐了地铁二号线。从积水潭坐到建国门。八站。每一站停下来的时候，我都会往车厢外面看一眼。站台上很多人，没有你。”

她把信折好，和之前的三封放在一起。然后从抽屉里拿出那十三张纸条——高一的“多喝水”“明天还有红烧肉”“该生”“别听”“谢谢——要”“竞赛加油——好”“要”，高二的“好”，高三的“79，还差1分”“会”“在”“对”。把它们和四封信并排放在一起。纸条很小，信纸很大。从高一到高三，从秋天到春天。她把那十三张纸条一张一张摸过去。

然后拿起笔，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

“沈渡川：B大的梧桐还没有发芽。北方的春天确实比南方晚。我每天经过那排梧桐也会抬头看一眼。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但今天我看到枝丫顶端有一小点绿色。很小，像笔尖在纸上点了一下。我没有告诉别人。因为那是我的发现。

你说的那篇作文，我记得。题目是《等待》。我写了母亲在透析室里等，我在走廊里等。最后一段我写：‘等待不是什么都不做。等待是把根往土里扎得更深，等春天来的时候，可以长出更多的叶子。’陈老师在课堂上念了最后一段。念完之后教室里很安静。我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但你的座位在我右边，你鼓掌了。我记得。

附：地铁四号线我也坐了。从宣武门到西红门。九站。站台上的确没有你。但车厢里有一个女生，扎着低马尾，校服外面套着羽绒服——不对，那是三年前的我。”

她把信封好，贴上邮票。窗外，法国梧桐光秃秃的枝丫在四月的暮色里变成一道剪影。枝丫顶端，有一小点绿色，很小，像笔尖在纸上点了一下。她没有告诉别人。

五月。陆星辰还是坐在她旁边。文学理论课，他帮她占位子，桌上放着一瓶矿泉水。她坐下来，他把水推过来，她接过去。两个人都没有说话。老师讲“意境”，在黑板上写下王国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她在活页纸上把这句话抄下来，在“情”字旁边画了一个很小的圈。

下课之后，他送她回宿舍。和四月那天一样，隔着一臂的距离。走到梧桐树下的时候，他停住了，仰起头。“发芽了。”她也仰起头。法国梧桐的枝丫顶端，嫩绿色的新叶从褐色的苞片里钻出来，很小，蜷缩着，像婴儿攥紧的拳头。

“林听风。”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