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到火车站接她。工装洗过了，领口的磨损处缝了一块新布，针脚比她自己缝书包的那次整齐一些。安全帽没戴，头发剃短了，白头发比八月份多了。他把她那个旧帆布书包接过去背在肩上，书包带子还是太短，勒在他肩膀上。“囡囡。你瘦了。”她说“没有”。他伸出粗糙的手放在她头顶上，很轻很轻地压了一下，然后收回去。“走，回家。爸给你做了红烧肉。”

她跟在他后面走出火车站。A市的冬天还是那种湿冷，冷气从地底下渗上来，从领口袖口钻进去。她把围巾往上拉了拉——灰蓝色的，母亲织的那条，针脚不平，一头比另一头宽出很多。围巾上有母亲的味道，很淡，像旧棉布被太阳晒过之后留下的气息。

回到家。巷子还是那条巷子，槐树还是那棵槐树。光秃秃的枝丫在二月的风里微微晃动。铁皮盒子还在树下，盖子上积了一层薄薄的灰。她蹲下来把灰拂掉。打开盖子——里面是满满一盒硬币。一块的五毛的一毛的，还有几张皱巴巴的纸币。最上面压着一片干透的香樟叶，深褐色的，边缘卷着，正面有一行很小的字：“寒假回来。”

她把叶子拿起来。叶子下面，硬币上面，多了一枚新的。不是一块钱，是一枚五毛的。金色的，很小，压在所有硬币的最下面。她把这枚五毛硬币拿起来，翻过来，背面是荷花图案。正面是“5”。她把硬币放回去，盖上盖子。站起来。

推开铁门，门轴吱呀一声。院子里的晾衣绳空荡荡的，在风里轻轻晃动。父亲在厨房里，灶台上炖着红烧肉，酱油和八角的香味从门缝里渗出来。她走进母亲房间。床上空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上母亲头发的压痕已经没有了——时间太久了。她把母亲的水杯从书包里拿出来放在床头柜上。杯沿上那道口红印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但她知道它在那里。她把杯子举到窗边对着光看，在杯沿内侧，喝水时下嘴唇会碰到的地方，有一道比瓷色深一点点、极细极细的痕迹。

父亲在厨房里喊她：“囡囡，肉好了。”她把水杯放回去，走出房间。

晚饭是她进大学以来吃得最饱的一顿。父亲做的红烧肉不如一中的好吃，肉块切得太大，酱油放多了，颜色发黑。但她吃了两碗米饭。把肉汤也拌进饭里吃干净了。父亲坐在对面，没有吃，看着她吃。粗糙的手指在桌沿上来回摩挲。她放下碗。“爸。”“嗯。”“我写作课写了妈。老师给了92分。批注说她看了三遍。”父亲的手指在桌沿上停住了，沉默了很久，久到厨房里水龙头滴水的声音都变得很响。

“你妈知道了。”

他把碗收走，背对着她站在水槽边。水龙头拧开，水流哗哗地响。肩膀微微抖了一下，很短。然后继续洗碗。她坐在桌边，把母亲的水杯握在手里。

二月十四日。她去了一中。校门口的保安换了人，不认得她。她说回来看看老师，保安让她登记了名字就放行了。操场上煤渣跑道还是老样子，被冬天的风吹得扬起细细的灰。她走到香樟树下。树冠墨绿色的，在一整个冬天的风霜之后还是墨绿色的。叶子密密匝匝地叠在一起，把灰白色的天空切成碎片。

她在树根上坐下来。树根凸出地面的部分，她高一高二刻的那些记号还在。一道一道，从二月十九日延伸到六月二十三日。她用指甲在最下面又刻了一道——大一寒假。刻完之后把手收回来，手指上沾着树皮的碎屑。没有拍掉。仰起头，树冠在风里沙沙地响。她听见了脚步声，运动鞋踩在煤渣跑道上，很轻，右脚的落地比左脚重一点点。

脚步声越来越近，在香樟树前面停住了。她抬起头。沈渡川站在树荫边缘，穿着黑色棉服，拉链没拉，露出里面灰白色的卫衣。头发比高中短了一些，额前那几缕翘起来的碎发还在。手里拎着一样东西——塑料袋，里面是两个一次性饭盒。

他走过来，在树根另一侧坐下来。隔着一个人的距离。把塑料袋放在树根上打开。里面是两个饭盒，透明的塑料盖子底下透出米饭和菜的颜色。他打开上面那个——红烧肉。打开下面那个——蒜蓉西兰花。从口袋里掏出一双一次性筷子掰开递给她。“吃。”她接过来。夹起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肉炖得很烂，肥肉在舌头上化开，咸香的卤汁从肉里渗出来。不是一中的味道，也不是她父亲做的味道。是另一种。

“我妈做的。”他说。低着头，用筷子拨弄着饭盒里的西兰花。“她问我为什么突然要吃红烧肉。我说有个同学从来没吃过我妈做的。她就做了。”

她把那块肉嚼了很久，久到它在嘴里变成了软烂的纤维。咽下去。“好吃。”

他没有说话。把西兰花夹到她饭盒里。

他们坐在香樟树下，把两份菜吃完了。和食堂里无数次“打多了”一样，和运动会遮阳棚底下那顿一样，和高三无数个晚自习后的沉默一样。吃完他把空饭盒收进塑料袋里，站起来。她也站起来。

“你爸的皮带。”她忽然说。他看着她。她没有看他，低着头看着树根上那些记号。“还打吗。”

沉默。二月的风从操场方向灌过来，把他棉服的衣襟吹得鼓起来。“不打了。”她抬起头。“他老了。”

她把目光收回来。他老了。皮带举不动了。不是原谅了，是时间替他做了决定。和母亲那道越来越淡的口红印一样。

“沈渡川。”

“嗯。”

“你那个铁盒子，还留着吗。”

“留着。”

“硬币呢。”

“攒了半盒了。”

她把手插进口袋里。指尖碰到那十三张纸条的边缘。“我的纸条。十三张。”他看着她。眉毛里那颗痣藏在眉峰的阴影里。“我十七张。”

她愣了一下。她给他的纸条只有两张——“竞赛加油”和“79，还差1分”。他说的十七张，是那些她从不知道的草稿纸。从高一到高三，从“她往左挪了半寸”到“她做对了，零点二四伏特”。他把那些她从来不知道的纸条也算进去了。

风从香樟树冠中间穿过去，叶子沙沙地响。她把口袋里的手攥成了拳头，然后松开。她抬起头看着他。他也看着她。

他们中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从高一到高三，从食堂到奶茶店，从雨夜的ICU门口到凌晨的医院台阶，从A市火车站到北方的两座城市，一百公里，十七站地铁。她往前走了一步。他也往前走了一步。距离缩短了一半。她把右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掌心朝上——掌心里躺着一样东西。一枚五毛硬币。金色的，很小。她从槐树下铁皮盒子里拿的，压在香樟叶下面那枚。

他低头看着那枚硬币，然后把手伸进口袋里，也掏出一枚。一块钱，边缘有划痕。从奶茶店拿回来的那枚。他把硬币放在她掌心里，和那枚五毛的并排。两枚硬币，一枚新一枚旧，一枚金色一枚银色。她把手指合拢，把两枚硬币握在掌心里。

“我走了。”她说。“明天回学校。”

他点了点头。她转身往校门口走去。走了几步，身后传来他的声音。“那棵香樟树。北方的冬天太冷，种不活。但B大和A大之间，有一百公里。我查过。”她停住脚步，没有回头。“地铁二号线转四号线。十七站。每一站的名字我都背下来了。”

她站在那里，背对着他，手插在口袋里。掌心里两枚硬币硌着皮肤，一枚凉一枚温。她把那十七个站名在心里默念了一遍。二号线，八站：积水潭、鼓楼大街、安定门、雍和宫、东直门、东四十条、朝阳门、建国门。换乘四号线，九站：宣武门、菜市口、陶然亭、北京南站、马家堡、角门西、公益西桥、新宫、西红门。她把它们和母亲手背上的针眼一起数过无数遍。

“我也背下来了。”她说。

然后迈出脚步，继续往前走。帆布鞋踩在煤渣跑道上，一步，一步。没有回头。

他站在香樟树下，看着她走远。背影很瘦，灰蓝色围巾的一头在风里轻轻晃动。她走到校门口，拐过综合楼的拐角，不见了。

他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摊开掌心。里面躺着一片香樟叶——新鲜的，刚从枝头摘下来的，嫩绿色的，叶柄处带着树液的湿意。他把叶子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很小的字，他的笔迹：“一百公里。十七站。我走一遍。”

他把叶子夹进物理课本里。电磁感应那一章，和她那片碎掉的深褐色香樟叶曾经夹过的位置一样。合上课本，往车棚走去。骑上车，二月的风从前方灌过来，把他棉服的衣襟吹得鼓起来。

他骑过三个路口，经过菜市场——卖烤红薯的老头还在，铁皮炉子冒着白色的热气。他停下来买了两个烤红薯。老头用旧报纸包好递给他，烫的。他付了钱，把一个放在书包里，一个握在手里。红薯的热气从报纸缝隙里渗出来，烫着掌心。他骑到巷口，槐树的枝丫光秃秃的。树下的铁皮盒子还在。他蹲下来打开盖子，把那个烤红薯放进去。盖上盖子，站起来，骑上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