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B大，法国梧桐比A市一中的更高更老。树冠在两旁的人行道上空交织在一起，把整条路罩成一条绿色的隧道。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碎成光斑落在青石板路面上，风一吹光斑就晃动，像无数枚金色的硬币在脚边滚来滚去。

林听风走在这条路上，帆布鞋踩在青石板上。左脚小脚趾那里磨穿了一个洞，她昨天用针线缝过了——针脚歪歪扭扭的，像一道愈合得不太好的疤。从宿舍到文学院教学楼，这条路她走了十四天。九月一号开学到今天，她每天都在数。不是刻意数的，是习惯了。从母亲走后她习惯了数日子，从香樟树下他写“60”那天起，从她在草稿纸边缘写“1”那天起。她把日子一个一个数过来，数成抽屉里那十二张纸条，数成墙上那排记号，数成母亲水杯上那道越来越淡的口红印。

水杯现在放在宿舍书桌上。六人间，她睡靠窗的下铺。窗帘是上一届留下来的，淡蓝色的，边缘被阳光晒褪了色，有一小块焦黄的痕迹——大概是有人曾在窗台上点过蜡烛。她把母亲的水杯放在窗帘旁边，每天早上一睁眼就能看见。杯沿上那道口红印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但她知道它在那里。在杯沿内侧，靠近喝水时下嘴唇会碰到的地方，有一道比瓷色深一点点的、极细极细的痕迹。对着晨光看的时候才能发现。

宿舍里的其他五个女生都是北方人，说话带着她不太习惯的儿化音。她们对她很好——分零食的时候会往她桌上放一份，打开水的时候会问要不要帮你带，晚上熄灯之后卧谈会主动把话题往她身上引，问她老家是哪里的，问她高中在哪读的。她说A市一中，她们说没听说过，但有一个女生忽然说“A市是不是有香樟树？我小时候跟我爸去出差见过，那种树叶子一年四季都是绿的”。她说“是”，然后没有再说话。她把被子拉上来盖住下巴，面朝墙壁。窗帘边缘那一小块焦黄在月光里变成很深的褐色，像一片干透的香樟叶。她把眼睛闭上。

B大没有香樟树。她把整个校园走遍了，法国梧桐、银杏、国槐、白蜡，甚至有一小片水杉林，但没有香樟。北方的冬天太冷了，香樟活不了。她把这件事记在脑子里，像记一个只有她自己知道的、很小很小的遗憾。

军训结束后正式上课。中文系的课比她想象的要难。不是物理那种难——物理的难是看得见的，一道题不会做就是不会做，红叉叉画在卷子上清清楚楚。中文系的难是看不见的。老师列了一长串书单，从《诗经》到《楚辞》，从《左传》到《史记》，从鲁迅到沈从文。她把这些书名抄在笔记本上，一本一本去图书馆借。图书馆很大，比A市一中的教学楼还大，书架高得需要踮脚才能够到最上面那一层。她第一次去的时候在书架中间迷了路，四周全是书，全是纸和油墨和灰尘混在一起的味道。她站在那味道中间仰着头，日光灯管把书架照成冷白色。她想起高一开学第一天他走进教室时带过来的那阵风，薄荷洗衣液的味道。她把那阵风从脑子里赶出去，踮起脚，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诗经注析》。

日子一天一天过。她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洗漱，喝一口母亲水杯里的水，然后去食堂买一个馒头一碗粥。北方食堂的馒头比A市一中的大，也更瓷实，嚼起来有麦子的甜味。她坐在食堂角落里把馒头掰成小块泡进粥里，等它们吸饱了米汤变软了再吃。和高中一模一样。

吃完去上课。古代汉语、现代文学、文学理论、写作课。她把每一门课的笔记都记得工工整整，字还是很小，挤在活页纸的横线之间。写错的地方用胶带粘掉，重新写，纸面上留下一小块一小块被胶带撕过的痕迹，比别处薄，对着光看像半透明的疤痕。写作课的第一篇作文她写了母亲。不是刻意的，是老师布置的题目是“一个对你重要的人”。她坐在图书馆里对着空白的稿纸坐了一整个下午，笔悬在纸面上方，墨水在笔尖凝成一个很小的珠，颤巍巍的，掉不下来。

她想起母亲在透析室的方凳上靠着她的肩膀打盹，机器的嗡鸣声低沉规律，母亲的头发蹭着她的脖子，很轻，像一片香樟叶落在水面上。想起母亲用发抖的手把铁盒子交给她，里面是皱巴巴的钞票和一张纸条——“囡囡的大学学费。妈攒了三年。不够的让你爸补。”纸条背面还有一行字，更小，更歪：“囡囡。妈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就是生了你。”

她把那行字从脑子里搬到稿纸上。不是原样搬，是改过的。她把“妈”改成了“她”。第三人称，像在写别人的故事。写完之后她把稿纸折好放进书包里，没有再看第二遍。

下一次写作课，作文发下来。她的稿纸最上面用红笔写着一个分数——92分。旁边有一行批注，老师的字，很小的，挤在页边空白处：“写母亲的那一段，我看了三遍。”她把那行批注看了很久。然后把稿纸折好，放回书包里。和那十二张纸条放在一起。

十月的一个下午，她收到了沈渡川的第一条短信。

手机震了一下的时候她正在图书馆抄《诗经》的笔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她把“伊人”两个字写在活页纸上，手机在口袋里震了。掏出来看。

“A大也没有香樟树。”

她盯着那行字。他把“也”字写进去了。A大也没有香樟树。他怎么知道B大没有香樟树？她没有告诉过他，他也没有问过。但他写了“也”。他知道她在找。

她打字。“你找了？”发送。他秒回。“找了。整个校园走遍了。没有。”她又打字。“北方的冬天太冷了。香樟活不了。”发送。他回得很快。“那就不找了。”

她盯着那四个字。“那就不找了。”不是“找不到”，是“不找了”。他把“找不到”咽回去，换成了“不找了”。和高一他把“错”换成“反”一样，一个字之差，语气从失望变成了接受。

她没有回。把手机放在活页纸旁边。日光灯把屏幕照得发亮。“蒹葭苍苍”的“葭”字她写错了，草字头下面多了一横。她把错字用胶带粘掉，重新写。纸面上留下一小块半透明的疤痕。

十一月。她收到了他寄来的第一封信。

不是短信，是信。手写的，写在A4纸对折撕成的信纸上，边缘不整齐。信封上贴着一枚普通的邮票，地址是A大物理系。她拿到信的时候正在宿舍里，坐在床沿上。信封握在手里很轻，只有一张纸的重量。她把信封翻过来，封口处粘得很整齐。

拆开。信纸抽出来，他的字，舒展的，但比高三的时候收得更紧了，最后一笔不再上扬——顿住了，像话说到一半被人打断。

“林听风：A大的物理系比想象中更忙。开学到现在做了三次实验，写了五篇报告。实验室在教学楼地下一层，没有窗户，待久了分不清白天黑夜。上次做光电效应实验，我负责记录数据，写到一半想起高三你画磁感线方向的样子。右手定则，拇指翘起来。你画对了。每一道都画对了。”

“B大中文系的课多吗。你的写作课，老师有没有让你写母亲。如果让你写，你会怎么写。我想不出来。但我知道你一定会写得很好。”

“附：A大食堂的红烧肉不如一中的好吃。”

她把信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目光落在最后一行——“A大食堂的红烧肉不如一中的好吃。”他把“一中”两个字写得很用力，墨水洇透了纸背。她把这封信折好，和那十二张纸条放在一起。现在有十三张了。

她给他回信。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边缘不整齐。握着透明圆珠笔——还是高三那支，笔芯换过很多次了。

“沈渡川：B大的课不多。写作课老师让我写了母亲。我写了。她给了我92分。批注说她看了三遍。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看三遍。我只是把母亲最后跟我说的话写下来了——‘囡囡，往前走’。就这三个字。”

“附：我们食堂没有红烧肉。有馒头，比一中的大。我每天早上一碗粥一个馒头。掰碎了泡着吃。”

她把信封好，贴上邮票，投进宿舍楼下的邮筒。投进去的那一刻她把手贴在邮筒冰凉的铁皮上，信落进去，发出一声很轻的闷响。像硬币落进零钱盒。

十二月。他的第二封信来了。

“林听风：你的信收到了。我把你写母亲的那一段看了不止三遍。你写她用发抖的手把铁盒子交给你，写纸条背面那行字——‘妈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就是生了你。’你用的是第三人称。你把她推远了一步，但读起来更近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写出来的。物理实验报告从来不会让我有这种感觉。”

“附：A大下了第一场雪。很小，落到地上就化了。B大下雪了吗。”

她把信折好，走到窗边。窗外没有雪，北方的十二月还没有下雪。灰白色的天空压得很低，法国梧桐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她把窗户推开一道缝，冷风灌进来，把她额前的碎发吹起来。她把他的信握在手里，信纸被风吹得轻轻晃动。

她给他回信。

“B大还没有下雪。等下雪了，我告诉你。”

一月。B大下了第一场雪。

她早上醒来，窗帘边缘那一小块焦黄被外面的光映成一种很奇异的淡金色。她拉开窗帘。整个校园被雪盖住了。法国梧桐光秃秃的枝丫上积着一层薄薄的白色，青石板路面上的雪还没被人踩过，完整的一大片，在晨光里泛着细密的、钻石一样的碎光。

她把手机拿出来，对着窗外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能看见宿舍楼下的路灯，灯罩上积着一小撮雪。她打开和沈渡川的聊天界面，把照片发过去。打了两个字：“下了。”发送。

他秒回。也发了一张照片。A大的雪。照片里是一棵光秃秃的法国梧桐，树干上刻着很多字，最上面那行被雪盖住了一半。他发了一行字：“A大也下了。”

她把两张照片并排放在手机屏幕上。B大的雪，A大的雪。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法国梧桐，同一场雪。她把他的照片放大，仔细看那棵梧桐树干上的刻字。被雪盖住的那行，露出的一半笔画——是一个“物”字。大概是“物理”的“物”。她把照片缩小，手机放在枕头旁边。窗外雪还在下。

二月寒假。她回了A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