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笔握得更紧了。笔杆上的漆磨掉了一大半，露出底下灰白色的塑料。她没有打开纸条。她从来不会不打开。以前每一张纸条，她都会打开，看完，折好放进口袋。从“多喝水”到“要”，每一张都被她的体温捂过。这是第一次，她没有打开。

下课铃响了。她站起来走出教室。脚步不快不慢，帆布鞋踩在走廊的水磨石地面上。他跟在后面，隔着一段距离。她没有去厕所，没有去办公室，走到了走廊尽头的窗户前面停住了。站在那里，面对着窗户。窗玻璃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外面的香樟树从综合楼后面露出一小截树冠，墨绿色的，在四月的风里沙沙地响。她把手撑在窗台上，低着头。肩膀微微抖了一下，很短，然后静止了。

他站在走廊拐角。隔着几米的距离。她的背影很瘦，校服空荡荡地挂在肩膀上。撑在窗台上的手指微微蜷着，虎口处那块创可贴边缘卷得更厉害了，露出里面愈合了一半的伤口——不是刀割的，是洗东西洗得太多，指关节处的皮肤干裂了一道口子，被水泡过之后发白，边缘红红的。她把创可贴按了按，把卷起来的边缘压回去。

上课铃响了。她直起身，转身往教室走。经过拐角的时候看见了他。脚步顿了一下，很短。然后低下头从他身边走过去，帆布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他闻到她身上的味道——不是洗衣皂，是医院消毒水的气味，混着透析室那种说不清的甜腥气。她在那里面待了三天。

他站在那里，手插在口袋里，攥着那枚边缘有划痕的硬币。攥到手心出汗。

那天晚上，他没有骑车回家。骑到了人民医院，把车靠在围墙边锁好，走进血液净化中心走廊。平房里的日光灯冷白色的，透析机嗡嗡地响。他站在走廊窗户外面往里看。她母亲的病床空着，白色床单铺得整整齐齐，被子叠成方块放在床头。枕头上没有压痕。透析机也关着，显示屏黑着，电源线从机器后面垂下来。她母亲不在这里了。

他站在窗外，手贴在玻璃上。玻璃是凉的。他把手收回来，转身走出走廊。花坛里的月季开了，红的白的，在四月的暮色里安安静静地开着。

他骑上车，往她家的方向骑。骑过三个路口，经过菜市场，卖烤红薯的老头还没收摊，铁皮炉子冒着白色的热气。他把车靠在槐树上，走进巷子。那扇暗红色的铁门关着，门缝里透出橘黄色的灯光。她回来了。

他站在门外。院子里晾衣绳上的衣服收走了，只剩两个空衣架在风里轻轻晃动。她的窗户亮着灯。橘黄色的，低瓦数，和奶茶店的灯光一样暖。她的影子映在窗户上，很瘦，微微晃动——她在走来走去。大概在做饭，或者在给母亲倒水。

他站在门外。四月的夜风从巷口灌进来，把铁门吹得轻轻晃动，门轴发出极细的吱呀声。他伸出手，手指碰到门板。暗红色的漆皮，冰凉的。上面那层细密的铁锈硌着指腹。他没有推门，把手收回来，转身靠在墙壁上。和早上一样，瓷砖冰凉。他仰起头，窄窄的天空从灰蓝色变成了深蓝色，有一颗星，很淡。

她在门里面。他在门外面。中间隔着一扇没有锁的铁门。他没有推门，她没有开门。他们在各自的黑暗里，隔着那扇门，隔着三天的沉默。

他站了很久。久到她的影子从窗户上消失了，灯灭了。整间屋子暗下来，只剩巷口路灯的橘黄色光从门缝里渗进来，在地上画出一道细细的光线。他站直，从口袋里掏出那枚边缘有划痕的硬币，弯下腰放在门槛上，用一块小石子压住。

然后转身走出巷子。骑上车，往家的方向骑。四月的夜风从前方灌过来，把他校服的衣襟吹得鼓起来。他骑得很快，快到来不及看清路边的任何东西。

回到家，他把自行车停好上楼。经过客厅的时候，他爸沈建国坐在沙发上看文件，头也没抬。他没有停，走进房间关上门。没有开灯，坐在床边，从口袋里掏出那枚硬币——不对，那枚放在她门槛上了。他掏出来的是另一枚，崭新的，奶茶店那天她收下的那枚。她把那枚也还给他了。什么时候还的？他不知道。大概是消失的三天里，她把两枚硬币都放在了他课桌抽屉里。

他坐在黑暗中。把硬币握在掌心里。崭新的，边缘锋利，硌着掌纹。和她的创可贴边缘一样锋利。

她把硬币还给他了。把纸条收进口袋，没有打开。她把自己缩回了壳里，比高一更深、更厚的壳。

他把硬币放回铁盒子，盖子盖上，放回抽屉深处。躺下来，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上残留着洗发水的薄荷味——和她身上消毒水的气味隔着整座城市的距离。

他闭上眼睛。黑暗中，她撑在窗台上的背影，虎口处卷起的创可贴，皮筋上多打的那个结，翻书页时发抖的手指。她没有哭。三天，她在医院待了三天，回来的时候眼睛是干的。她把所有的东西都咽下去了。他把自己那杯多加了一勺奶粉的奶茶也咽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