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学之后，我经过办公楼。财务室的门开着，周老师不在，桌上的计算器还亮着。我走进去，站在那张办公桌前面。

桌上放着一个本子，硬壳的，封面写着“学费收缴登记表”。我翻开。一页一页翻过去，手指碰到纸张的边缘，锋利的，像刀刃。

翻到高一（3）班那一页。

许知意：已交。陈嘉树：已交。宋晓然：已交。沈渡川：已交。

林听风：未交。旁边用红笔画了一个圈。

我把本子合上。走出财务室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十月底的黄昏很短，太阳一旦落下去，天色就迅速从灰蓝变成灰黑。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一盏，照着墙上褪色的宣传画。

我走到校门口，停住脚步。

香樟树站在那里。六十三岁。叶子在晚风里沙沙地响，像很多人在很远的地方同时低语。铁牌子上的红字被暮色浸成了暗红色，钉子周围的铁锈沿着白色的漆面往下淌。

我站在树下，抬头看树冠。香樟的枝叶很密，从底下往上看，几乎看不见天空，只有层层叠叠的叶子，墨绿的，深黑的，在风里翻动着，偶尔露出一小片灰蓝色的天。

我把手伸进口袋。口袋里有一卷钱。是我攒了很久的。压岁钱、奖学金、替人代课挣的，零零碎碎，最大面额是一百，最小的是五块。我用一根橡皮筋把它们扎在一起。

我攥着那卷钱，在香樟树下站了很久。

后来我没有把钱拿出来。

不是舍不得。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给她。直接给？她会要吗？塞进她书包？她发现之后会怎么想？交给老师？老师会告诉她是谁交的吗？食堂里多打一份菜，可以假装是“吃不完”。但学费不是红烧肉。不能假装“交多了”。

我把钱放回口袋。橡皮筋勒在钞票上，发出很轻的“啪”的一声。

风从香樟树冠中间穿过去。叶子沙沙地响。六十三岁的树看着我，什么也不说。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打开书房的电脑。父亲不在——他去外地开会了，要下周才回来。母亲在客厅看电视，声音开得很低，低到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我搜索了“A市第一中学贫困生补助”。

网页跳出来。学校的官网，公告栏里有一条去年的通知：《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知》。我点开，往下拉。申请流程、认定标准、补助档次。最下面有一行小字：“学生本人不愿申请的，经班主任核实情况属实，可由班级匿名推荐。”

我把那行字看了三遍。然后关掉电脑。

第二天是星期六，不用上学。我骑车去了一中。门卫认识我，问我干嘛来，我说去图书馆自习。门卫摆摆手让我进去了。

校园里几乎没有人。操场空荡荡的，塑胶跑道被秋天的太阳晒得发白。篮球架下面滚着一个没人捡的篮球，大概是昨天有人忘了收。

我没有去图书馆。我去了教学楼。

高一（3）班的教室锁着门。我从后门的窗户翻进去。窗户没有关严，留了一条缝，我用手指扒住窗框，往上一提就开了。跳进去的时候，鞋底落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一声轻响，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回荡了一下。

我走到张建国的办公桌旁边。办公桌是那种老式的铁皮桌，桌面铺着一层玻璃板，玻璃板下面压着课表、通讯录和一张泛黄的全家福。全家福里，张建国还很年轻，头发是黑的，旁边站着一个女人和一个梳羊角辫的小女孩。

桌角的文件筐里放着一沓表格。我翻了翻，找到了贫困生补助申请表。空白的，A4大小，上面印着密密麻麻的格子。

我拿了一张，折好，放进口袋里。

然后我从窗户翻出去，把窗框拉回原来的位置。从外面看，看不出有人翻进去过。

我骑着车离开学校。经过香樟树的时候，我捏了一下刹车。自行车慢下来，前轮在柏油路面上画了一道很短的弧线。树叶还在沙沙地响。铁牌子上的红字被上午的阳光照得很亮，钉子周围的铁锈是橙红色的，像一道干涸了很久的血迹。

我蹬了一下脚踏，加速骑走了。

口袋里装着那张空白的申请表。风从耳边灌过去，把十月底的凉意灌进领口。我骑得很快，快到自己能听见心跳。

那张申请表后来一直放在我的书包夹层里。我没有填。没有交。我只是留着它。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留。

也许是觉得，总有一天会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