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张建国在班会上提了贫困生补助的事。

“有家庭困难的同学，可以来我办公室领申请表。”他站在讲台上，花白头发梳得比平时更整齐，大概是因为今天有教育局的人来听课，“补助分三档，最高一档每年四千块。需要的同学今天放学之前来找我。”

他说这话的时候，目光在教室里扫了一圈。扫到第三排的时候，停了一下。

那个停顿很短。短到几乎不算停顿。但我在看。

我坐在第二排，许知意后面。张建国的目光从许知意身上移开的时候，在我脸上停了不到一秒。不是看我——是看我左边。

林听风的座位。

她没有抬头。她低着头，手里的圆珠笔在本子上写着什么。写得很慢，一笔一划，像在描红。校服的领口严丝合缝地贴着她的脖子，最上面那颗扣子反射着日光灯的白光，亮得像一颗很小的铆钉。

她没有去找张建国。

那天下午放学之后，我留下来打扫卫生。值日表上原本没有我，是顾深跟我换的——他说他下午要去琴房练琴，问我能不能替他。我说好。

顾深是我同桌。沉默寡言，常年戴耳机，走路的时候背微微佝偻着，像在护着胸腔里什么易碎的东西。他琴弹得很好，但我从没听过。我只在音乐教室外面隔着墙听过一次，贝多芬的《月光》，第一乐章。很慢，很轻，像水滴从很高的地方落下来。

我留下来擦黑板。粉笔灰扬起来，在夕光里变成金色的雾。我把黑板擦拍干净，放回粉笔槽里，转身去拿拖把。

然后我看见她了。

她站在张建国的办公桌旁边。办公室的门虚掩着，我经过的时候，从门缝里看见她的背影。她的校服后面有一道褶子，从肩胛骨之间一直延伸到腰际，大概是书包压出来的。她站得很直，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没有绞在一起，没有攥着衣角，只是垂着。

宋晓然站在她旁边。

“老师，申请表能不能再给我一张？”

是宋晓然的声音。不是林听风。

林听风站在那里，没有说话。

张建国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递过来。A4大小的，上面印着密密麻麻的表格。宋晓然接过去，说了一声“谢谢老师”。她们转身往外走。我往后退了一步，退到走廊的柱子后面。

她们从我面前走过去。林听风低着头，看着自己脚尖前面三寸的地面。宋晓然走在她旁边，手里攥着那张申请表，攥得纸张边缘起了皱。她们从我面前走过去的时候，我听见宋晓然低声说了一句什么。

我没听清。风太大了。

第二天中午，食堂。

十二点十分。我端着餐盘从后面走过去。红烧肉。她坐在角落里，面前是一碗素面，汤上面浮着几片香菜叶子。我把餐盘放在她旁边，把那碗多打的红烧肉推过去。

“吃不完。”

她没有动。筷子搁在碗沿上，手指搭在筷子上面。她的手指很细，指关节微微凸起，指甲剪得很短，边缘整齐，像被什么东西磨过。手背上有一道浅浅的疤，大概是烫伤留下的，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浅一点，像一块很小的、褪色的云。

“怎么了？”我问。

她把那碗红烧肉挪过来，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肉，放进嘴里，嚼了嚼。嚼得很慢。

“没事。”她说。

我没有再问。

那天晚上放学之后，我去倒垃圾。垃圾站在教学楼后面，是一个水泥砌的池子，上面盖着铁皮盖子。我把垃圾桶里的垃圾袋拎出来，走到垃圾站，掀开铁皮盖子。

里面有一张纸。

A4大小的。被撕碎了，碎片大小不一，有的只有指甲盖大，有的有巴掌大。但拼在一起，能看出那是一张贫困生补助申请表。表格最上面的一行字被撕成了两半：“A市第一中学贫困生助学金申请表”。

申请人签名那一栏，没有写名字。空白。

我蹲在垃圾站旁边，把铁皮盖子慢慢放下来。盖子落回去的时候，发出一声沉闷的响。

十月最后一天，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