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笔袋里拿出那支黑色中性笔，在数学课本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写完之后，我看了两秒，然后用手指抹掉了。墨水还没干，被抹成一道模糊的痕迹。

那行字是：“她袖口的线头。”

后来的几天，我开始不自觉地注意她的袖口。那根白色线头一直在那里，没有被她扯掉，也没有自己脱落。它每天就那样翘着，末端越来越毛，像一朵很小的、白色的蒲公英。

我在想，她为什么不把它扯掉？是没注意到？还是没有剪刀？还是觉得无所谓？

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宿舍床上，盯着上铺的床板，忽然想到一个可能性：也许她不是没注意到。也许她只是觉得，一根线头不值得被扯掉。就像她这个人，不值得被注意。

这个念头让我翻了个身，面朝墙壁。

墙壁上贴着一张科比的海报。科比的右手举着篮球，左手握拳，嘴巴张开，在喊什么。那张海报是我初三那年贴的。那时候我爸第一次打我——不是用手，是用皮带。因为他看到我的月考成绩单，年级第三。他让我跪在客厅地板上，把皮带从腰间抽出来。牛皮的对折，握在手里。第一下落在背上的时候，我听见自己叫了一声。叫完之后，我立刻后悔了——不是后悔疼，是后悔叫出声。因为我知道，叫出声代表你怕了。而我不能怕。

那天晚上，我把这张科比的海报贴在了床头。科比不会考年级第三。科比永远是第一。

我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听着室友此起彼伏的呼吸声。然后我想起了林听风的校服扣子。

她把校服扣到最上面一颗。

我想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也曾经把什么东西扣到最上面一颗。不是校服。是别的。

九月第二周，班里开始传一件事。说林听风是贫困生。

传这件事的人是许知意。班长，坐在第三排中间，头发永远扎成一条光滑的马尾，发绳是那种带小珠子的。她成绩好，长得也好，父亲是教育局副局长，母亲是一中初中部的校长。她从初中起就是这所学校里“应该成为的那种人”。

那天课间，我从前门走进教室，听见许知意和几个女生围在她座位旁边聊天。

“……她那个手表你看到没？表带用透明胶缠的，我奶奶都不用那种表。”

“午饭从来不去食堂，每天就吃馒头榨菜。”

“上次我路过财务室，听见她跟老师说学费能不能缓两天……”

许知意的声音不大，但教室里的安静让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我停住脚步。

林听风不在教室。她的座位空着，桌面上放着那支磨掉漆的圆珠笔。

那几个女生还在说。许知意笑了一下，不是恶意的笑——更像是一种“我发现了有趣的事”的笑。但正是这种“有趣”，比直接的恶意更让人难受。

因为恶意至少意味着你把对方当对手。而“有趣”，意味着你根本没把对方放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许知意。”

我开口的时候，自己的声音比预想的要大。几个女生同时转过头看我。

“你嘴巴放干净点。”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那种安静和刚才不一样——刚才是窃窃私语被听见后的尴尬，现在是所有人都在等你下一句话的屏息。

许知意看着我，脸上的笑容慢慢收起来。她说：“我说什么了？”

我没有回答。我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把下节课的课本拿出来，翻到该翻的那一页。手是稳的，但心跳很快。不是因为说了那句话——是因为我知道，这句话会传到她耳朵里。而她不会喜欢。

果然。下午第一节课前，林听风回到座位上的时候，我注意到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条。她看了纸条上的内容，没有表情。然后她把纸条折好，放进校服口袋里。

那节课，她没有看我一眼。

下课之后，她的桌上多了一张新的纸条。我假装翻书包，用余光看见她展开纸条。上面只有三个字，是她自己的笔迹——

“谢谢。但下次不要了。”

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拿起笔，在纸条最下面写了一个字。

“要。”

我把纸条放回她桌上。

她回来的时候看到了。她看了纸条，看了那个“要”字。然后她把纸条折起来，夹进了语文课本里。没有回头看我。但她的耳尖，红了一点点。

那个下午，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耳尖上。那一点红色被阳光照得透明，像被点燃的纸的边缘。

我移开目光，低头盯着自己的课本。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然后停住。

我把那支黑色中性笔拿起来，在课本的扉页上写了一个字。很小，藏在“沈渡川”三个字的下面。

“要。”

后来那本课本我一直留着。

而她那根袖口的线头，始终没有被扯掉。它就那样翘在那里，每一天，像一个小小的、白色的旗子。无声地举着。没有人看见。除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