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蕾丝·塔切尔，3547年出生于加纳森特河岸的一座小村庄，4岁时第一场内战打响，她在10岁那年失去父母，13岁加入了学生自治军团。

加纳乔尔玛政变后，目标在大学里当过一段时间记录员。格蕾丝在这里学会了三个国家的语言，两年后大清洗她被学校开除，不久后活跃于左尔登湖周围，与当地的自由党派组织结交，是加纳众多反政府群众中的一员。

梁豫继续往下翻，那是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的年轻女人梳着一条金色麻花辫垂在胸口，她手里拿着一枚苹果和一本书，眉宇间尽是朗朗英气。

格蕾丝的身边还站着一个年轻的男人，男人的手里和她拿着同样的道具，只是那本书上的标封更加明显，用英文书写着——

致人民与自由。

一旁有手写体标注：根据访问，她所在的组织个反对独裁的基层团队，名字叫弗里公会，他们用传说中创世神明爱吃的苹果代表永恒的精神，截止至今年的11月份，成员只有三百多名。

谭朝晖接下来附上了几份采访口录，大概说明了弗里公会曾经进行过对军人自发的救助行为，但是直到现在对加纳政府都保留有很深的仇恨情绪。

“左尔登湖大轰炸，格蕾丝是那一场灾难的献祭者之一，”其中附带了一条近二十分钟的录音，是个带有浓重东南口音的女人所讲述的，“加纳政府却对此无动于衷，除了她，公会里上百位兄弟姐妹都因此丧命，他们不在乎我们，即使我们是他们的子民。”

“国际给了我们很多帮助，而我们并不是一个冰冷的民族。公会就是为此诞生的——我们想要为和我们一样深陷战争中的所有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让痛苦不再那么刻骨铭心。”

“格蕾丝是我的前辈，她是侦查小队的成员，我和我的母亲都是因为她才能在轰炸中存活。”

“公会是弱小的，我知道。但是正如同它的名字一样，会像火星一样永远存在。我也会一直在这里，为了理想而前进。”

文件后面大多是对格蕾丝的身份、死亡原因描述的证明资料，在她去世的前两年，她还协助了北联盟第3医疗搜救小队撤离危险场地。

以及，她在22岁那年，生下了一个孩子。

照片里是4岁的陈殷书，他看起来比15岁的时候更加脏、更加蠢、更加小。

尽管衣着破旧，可是那双和妈妈一样的绿眼睛却很亮，脸上的肉往外鼓。

格蕾丝把他养得很好。

谭朝晖几乎把这个女人翻了个底朝天，梁豫甚至不知道他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到的，各种角度的证明材料都有附件，陈殷书母亲的眉目自然而然在他的脑海内逐渐清晰起来。

在资料的最后，谭朝晖写道：

我尽己所能寻找她留下的痕迹了。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来讲讲我记忆里的塔切尔吧。

………

………

3560年的夏天，我的向导威廉·张在市区冲突中被射杀，我将他的女儿安置在索罗的寄养家庭后，成为了一名嵌入式战地记者。

我跟随的是加纳43联合部队，说是联合，实际上是几支小队成员死得差不多了，凑在一起行军。领队撒日历多昂上尉是个爽朗爱香烟的女人，跟随着她我收集到了很多珍贵的影像，那位在死前摘下头盔两天后才被战友发现，头盔中残存的土块发芽生长出四叶草的照片主角也是她。

这张摄影被《时代》反战栏目收录，当年出价48万。

老天大概是预料到，我将来会赚这缺良心的钱，撒日历多昂死后不久，我在雨天被枪打断了左腿，而她的下属毫不意外抛弃了我，将我留在了柯雾医院。

要我说，在一场战争中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冲锋陷阵的沙场，也不是随时可能被轰炸摧毁的战壕，而是简陋散发着脓臭味的医疗棚。

感染、死亡、内脏流出，哭嚎、祈祷、呼喊父母，战场上所有抛出去的热血都在这里凝固，血肉横飞摇摇晃晃挂在骨头上的画面，在此处全部被收录。

至今我手上还有四十来张战地医院的母片，只是出于一些原因没有打算公开。

这个地方太令人绝望了，明明我只是个腿伤，却每天晚上都会梦见自己化脓截肢死去。那段时间我常常想念我的家乡，我自认不是什么吃不了苦的人，但一闭上眼睛想到家里冒着热气的荞麦茶，再次睁开眼枕头上肯定会湿。

这种情况下，庄毅援助小队的到来简直就是救赎，相同的母语，相同的国籍，我和他很快成为了好友，有能力下地走路之后，我理所当然地加入了这支援助团队，并且打算接下来着手做一期战地医疗的反馈报告。

我跟随医疗队执行的第一个任务是穿过东区一片山林，抵达北边一所被轰炸的学校救助伤残儿童，可是越野刚开进山路我们就遭遇了当地游击队的埋伏。

这群人把我们错认成了敌方部队，庄毅被流弹伤到了肩膀。

我尝试过和游击队员沟通，但他们似乎并不使用加纳官方语言，且拒绝和解。

情急之下，为了躲避袭击，开车的女beta想要转路上坡，可惜操作不慎——我们从数百米高的山坡上翻了下去。

我的胳膊被碎玻璃扎了一道能看见骨头的伤口，庄毅的肩膀再次裂开，整条手臂和座位上都是血，其中还有个试图跳窗自救的年轻孩子头被树枝挂住，当场身首分开，车门上滴滴答答都是热腾腾的动脉血。

血里还冒着浓郁的信息素，我这才知道他是个桃子味的omega。

omega在战场上真的很少见呢。

庄毅想给指挥组发消息告知情况，可是通讯器的电池被摔掉了一个，无法再使用。我还能动，就帮忙把剩下四名队员从废铁里拖了出来。

此时太阳已经落山，伸手不见五指，所有人只能找了片空地生火处理伤员。

那天晚上很冷，我们蜷缩在忽明忽暗怎么也烧不旺的火堆旁，那个开车的女beta动了动，身上就掉下来一个纸包。

她忽然哭了，说那是刚刚死掉的那个孩子今天早上塞给她的薄荷糖。

庄毅呵斥让她别出声，容易引来狼。

我们清点着压缩饼干和药物，又在想办法把通讯器修好。

我一面忙活一面问庄毅他有没有什么备用的通讯工具，比如说电报机。

庄毅没说话，他一直侧靠在石头上，脸上白得不像话。我知道他这是失血太多了，迷迷糊糊晕眩着呢。

夜晚除了虫蛇鸣叫和火苗噼里啪啦的挣扎声，我的耳边再也听不见其他。

无声的沉默却比叫喊更加沉重，太阳穴一阵阵跳着，腺体被可重复使用的敷包闷得发疼。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阵又尖又细的咔哒咔哒声闯入耳中，这声音忽然又变得婉转清脆，轻盈明朗。

鸟叫？

我心下一阵异样。

这么晚了怎么会有鸟鸣？

那细细长长的叫声还在继续，一会儿咯咯哒哒，一会儿又转向高音，我顺着声音往身后的树旁边看，火光一闪，竟然是一个提着油灯的男孩，身边站着个黑衣女人。

女人手持短笛，鸟鸣随着她的气流吹泄而出。

她在模仿夜莺的叫声。

可我知道在加纳东区，是没有这种鸟类的。

见我终于发现了她，她鸣笛的声音高昂了一瞬，接着戛然而止。

她从阴影里走出来，我这才看清那是一张青春英朗的脸，一双浅绿色的眼镜在黑暗中格外亮。

塔切尔在我们这里没有名字，她穿着一套黑色粗布衣裤，背上背着长筒步枪，在夜里携着鸟叫走来，我们心照不宣地喊她夜莺。

“我想你们遇到了一些麻烦。”她一开口，是不太标准的北汉语。

我愣住了，我的队友们似乎也警惕又惊异地发现这个看起来像是自卫队群众的女孩居然会说我们的语言。

夜莺把笛子挂在口袋上，接过身边男孩手里的篮子，说：“吃点苹果吧。”

她篮子里的水果红润新鲜，果皮油得发亮。

我们被她救济去了71号防空洞，明明身为国际救助队的成员，却反而需要被当地人民保护。

庄毅大概是觉得脸上挂不住，坚持着不愿意吃她和几个年轻加纳人提供的食物，我还记得当时夜莺朗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