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而言，近世以来西教于中土流布的一切缘起，可借一句时人亲眼目睹且亲身经历之后所做精辟论述而综观：“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

此语切中要害，而一位曾在中土生活过的美国历史学家所言则更加直言不讳，自准许西人“自由传教”这一要求加入条约以后，其便是作为“西方入侵的一部分”而在华夏各地活动和布道。

由此而来，时刻不忘展露骄狂与自负的传教士，便在史书之中留下了极具进攻性情的面貌。

例如英法联军来犯之际，美籍传教士卫三畏随军北上，便在信里坦露：“四国使节带着舰队聚集在北京附近，在我看来这也是我们伟大的传教事业的一部分。”他又在另一封信里说：“异教已经使中国人变得如此胆小、自私和残酷，要想让他们作出理智的决定，就必须以武力为后盾。”

据史而观之，卫三畏并不属于传教士里头的穷凶极暴之流，可见其所言，已然震骇心目。于是在西人乘军舰远来华夏，又以武力破开中土屏藩之后，这种更得西洋教士青睐的布道方式，处处皆须仰赖列强，故而西教不以慈光照耀神州，只给万民心中留下了狼戾不仁的难忘记忆。

西教随洋人的军事胜利而得以蛮悍闯入中土，可其既是作为“西方入侵的一部分”，对于国土广袤且人口众多的神州而言，便会自然地从陌生变作恐惧。同日而语，东方世界在西人眼中，则是个难以处理的“异端”。多数传教士自始便将华夏亿万兆民的精神根源和文化传统，视为全无光明的“异教徒的家园”，并言之凿凿称之为覆满罪恶的“野蛮世界”。

既而所见尽是“触犯上帝尊严的种种令人厌恶的行为”，所感皆为“异教徒的迟钝和麻木是一直生活在基督教土地上的人们无法想象的”。由此藐视一切而毫无善意可言，继而可在已被他们贴上“黑暗王国”标签的土地上胡作非为，乃至摧毁他们口中“无知的民族”所珍视的方方面面。

西人以上帝为至尊，便难容世间异己者。一贯自大排他而习以成性，常常“妄作妖书”，肆意“丑诋唾骂”华夏先贤，侵扰中土万民立命安身之所在；又不准许“祭祀祖先”，其传教所到之处，“凡入教者，必先斧其祖先木主及五祀神位”，全然不顾中夏世代相传的天理人情与世俗伦常。

如此行事，既毁伤鸥水相依的纪纲人伦，又夷灭黎庶赖以为生的秩序情理，最终搅扰得四海涌沸，九州扬尘，也令时人的内心世界地覆天翻，使其不得不于此纷纭万端的时局与世貌之中叹呼“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彼时西土世界，西洋教派早因“政教分离”而退出政治中心，不再有资格参与俗世的政事运作，亦无权力过问国务，遑论秉政。然则进入中土世界的西教，却像是尚未走出蛮荒中世纪一般，不许信仰自由，不知宗教宽容，一心想要掌控世俗权力。

西教既借军力与条约而阑入华夏，其自始至终，皆欲沾手权力。譬方同治二年，即西元一八六三年，蜀地官员奏告朝廷：“窃思官吏仪卫各有等差，名位所关，不宜僭越。而近来外国教士所到各省，无论有无官爵，辄与大吏抗衡。且乘坐绿舆，仪从喧耀，愚民寡识，积不能平。”

同上述情形相类的传教士不乏其人。比如贵州的主教“乘紫呢大轿，侍从多人，游行街市”，使得“众情骇然，几有不能相容之势”；又如河南的主教“用黄帽赭袍乘坐绿轿，前列旗牌，随从多骑，出城放炮，一切服饰仪从骇人耳目”。诸如此类，史不绝书，俯拾即是，不可悉数。

西洋教士屡屡“招摇过市”与“僭越逾礼”，既是扬扬得意地炫示其不受中土法度辖制，复向世人明明白白地昭示了西教已经绝非一个单纯的宗教组织，亦与其所显扬的美德相去甚远。

举例而言，同治年间，法国人范若瑟出任川东主教，不时“出入衙署”，随意“操弄官司”，动辄“箝制官民”。其越轨犯忌的言行，令本地官员苦不堪言，“亦几技穷力竭矣”。

可同时而论者，譬如黔省主教胡缚理，以“欲广其教”之心而插手地方军务，常同地方疆吏“议剿议抚”与“争剿争抚”，竟至移用官府程式，对外告布谕示，施令教民开办团练。

此外犹有“以武犯禁”者，比如一位传教士为信徒向官府申辩，“恨未得到如期的帮助，就资助信徒武器”；光绪朝时，广西奏报永安教案，列述“法国主教安宁带领教民六人”出永安州，“途见壁书不宜从教说帖，遂自拿人”等事；此后亦有传教士在川滇交界一带“处斩”村民并割人耳鼻之事。

骇人听闻的事迹一至于此，连当时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都忍不住在递呈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论及这一现象，直述西教在华招人厌恶，全因其“想凌驾于法律之上”；因其“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因其“明显地寻衅滋事，造成严重的政治纠纷”；因其妄图“建立外籍势力以颠复当地的主权”；因为“某些自命不凡的传教士想要取代民政权力”。

原委如此，既然传教士随性妄为，遂滋生了“持教妄为”的教民。时有官员要而言之：“愚民无知，相率入教，而不相率于为善，反借教以故为不善。推其意非乐于入教，乐于教之可以肆行无忌也。”

时人同样片言居要，比如“习此教者，虽亦以修善为名，而良民实少”；西教信众“率皆作奸犯科之徒，从教之后，亦不闻改邪而归正”；凡民教相争，“从中簸弄怂恿生事者，大抵皆系入教之奸民，而从教之愚民，又从而附和之”；“教民多是无赖，凭藉名目，罔所不为，以图自利”。

道光十五年的进士乔松年，在其出任安徽巡抚之时，于奏议中直言：“今习天主教者，或为民，或为士，乃悖理败伦，悯然不顾，悍然自得，其为世道风俗之害，诚非细故。”

上述之语，若借同治年间地方官办理“中外交涉事件”之时的心声，可一言以蔽，即“一入教中，即成化外”。西教于中土收编“教民”，招拢“归化”，使其“自成群体”，从而“身属齐民”却又“脱离齐民”。然其若要糊口维生，则须依靠教士掳掠得来的“福利”。

举例而言，光绪年间曾有西洋兵攻打热河大屯，由此导致地方残破不堪，而当地“教堂以从前被攻教民无处栖止，令该屯民全数搬出，让与教民”，于是“大屯难民数千人”只得被迫离开故乡，逃往外地谋生。

于西洋教士而言，神州百姓既非归化之民，定然便是异教之徒，自然全无“关照”与“厚待”一说。如此一来，西教并不是在华“传布福音”，反而是在中土收揽俯首听命之徒。

长此以往，教民的心灵与上帝有几分接近尚无可知，却显而易见地离外国人更近而离本国人愈远，竟至负义忘本，数典忘祖。故于时人眼中，多见“无赖一充教民，性情顿改，其视教外之人，反若非我族类”。无怪时人由此慨叹而言：“认主外宗，有教无国，万恩归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