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存续约百年的禁教政令因不断签订的屈辱条约而迅速失效，西洋教士从此可用一种合法的身份在“内地传教”。然则在此之前，传教士早已在非法的行径里闯遍大江南北，更以一种超然世上规矩的姿态与罔顾一国法度的心态，孜孜不倦地“传播福音”。

又因横行不法，故而满途关碍。不过对于远来中土的西洋传教者来说，为宣教而牺牲则是功德无量的事迹，因为“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于是当传教士一意孤行地传播“福音”之时，往往多见不容商量的强制与逼迫，少见通情达理的妥洽与宽容。

端由如此，且在中土被迫签署与接受了诸如《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丧权辱国的条约之后，洋人的坚船利炮更是为西教赢得了许多的“合法特权”。

因而原先对传教的坚持和执拗，往后皆变得愈发凶戾强横与肆无忌惮，也就自然而然地展现为时人眼中所见的倡乱与犯顺。竟至本应对外传播慈爱与恩情的事业变为侵凌与肇衅的渊薮，也使得自谓播撒希望种子的耕耘转为了开垦仇恨与怨怼的荒原。

自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起，即从西元一八四四年往后，中土教案，风起泉涌。例如神州近代史上的首宗教案——青浦教案。

原依道光二十二年所签《江宁条约》，割让岛屿给英人，并开放五口通商；次年又签订《虎门条约》，以作补充条款，规定外国人活动范围仅限于通商口岸，且“外人行走之地，以一日往返，不得在外过夜”，然而英国传教士仍是频繁越界传教。

时至道光二十八年，即西元一八四八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雒魏林、慕维廉等人，公然违反条文规定，擅自从上海乘坐舢板到达青浦，非法闯入青浦县城，并于城隍庙散发西教“善书”。以至街道堵塞，百姓行走不便，自然招致当地乡民和漕船水手的恼怒情绪与反感态度。

然而英国传教士却用手杖开路，又与漕船水手斗殴，并打伤三人，由此引起水手以及民众愤然反击。麦都思一干人等狼狈逃离青浦。时任英国驻上海领事的阿礼国小题大做，借此挑起事端，趁机扩大事态以谋厚利，要求上海道台咸龄“严惩凶犯”。

咸龄复函表明麦都思等人到青浦传教本就违反定章，况且“斗殴细故，不足深诘”，也致信麦都思等表示慰问。奈何阿礼国蛮横无理，不依不饶，一方面要求惩办所谓“凶手”，一方面调动兵舰，封锁海口，导致千余艘漕船受阻半月有余。此外，他还下令英国船只停交税款。

时任两江总督的李星沅与江苏巡抚陆建瀛，派署江苏臬司倪良耀赴上海专办此案：上海道台咸龄等官员革职；捉拿十个所谓“凶犯”，而阿礼国和麦都思则在十人之中指认倪万年与王明付两人为“首恶”；赔偿传教士三百两白银。

倪良耀下令将这十人枷号示众之后，阿礼国才肯撤销封港令，而倪万年等十人，被定为“殴打外人和抢夺财物罪”。其中王明付被打一百板子，并判永远充军；倪万年亦被打百板，判充军三年。实则十人之中，仅王明付和倪万年二人为在场者，其余人等均属无辜，但阿礼国不问情由，一概要求惩办，因此酿成载入史册的“青浦教案”。

英人派出军舰封锁吴淞口的漕船航路，扣押粮船，逼迫清廷抓人并赔款，首开西洋列强以武力胁迫解决民教纠纷的先例。此外案件虽了，未料阿礼国乘势提出租界扩张的要求。无奈国力倾颓，暮沉四海，于是上海英租界得以首次扩大，面积达两千八百余亩。

此后光景，国人在急风暴雨的时局与亘古未有的世势之中，胆战心惊地面对汹涌澎湃的“海量”教案：

道光三十年的福州教案；咸丰二年的定海教案；咸丰六年的西林教案；咸丰十一年的贵阳教案、海门教案；同治元年的南昌教案、湘潭教案、衡州教案；同治二年的平山教案、重庆教案、福安教案；同治三年的酆都教案；同治四年的酉阳教案；同治五年的贵溪教案、凤山教案；同治七年的秀山教案、扬州教案、彭水教案；同治八年的庐陵教案、遵义教案、罗源教案、安庆教案、天门教案等。

直至同治九年，即西元一八七零年，一场发生于天津的聚众反抗洋教事件，其事态之严重，远超地方范围而使朝野震动，乃至令“中外震惊”。

时值夏五月，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与被人绑架的事件，而入夏之后天气炎热，疫病肆行，洋人所办的育婴堂内有几十名孩童因患病而死。随后，育婴堂的人员仓促且草率地埋葬这些孩子的尸身，因而使之夜里惨遭野狗扒出咬坏，以至身体不全，器官多有缺漏。

民众见此情形，怀疑洋人修女以育婴为幌，实则绑架并杀死孩童以作药材之用。之后天津当地的民间组织，抓住了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又从其身上搜出迷药，故而以严刑审问迷药从何得来。

武兰珍挺刑不过，交代是法国天主教堂所给，因此被人扭送官府。随后其口供之中又牵扯教民王三及望海楼天主堂。自此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百姓反洋教情绪高涨。

时任天津知府的张光藻不敢做主，带着数百民众去见天津道台周家勋。其亦不敢处理，故而又携众人往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于是约谈法国驻天津的领事丰大业，要求双方当面对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