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件始末尚未水落石出，丰大业已经“神气凶悍”地寻到崇厚所在官署，且是“一见即口出不逊”，而其一顿恶言詈辞犹未散去怒气，竟然“取洋枪当面施放”，又进屋内“将什物信手打破，咆哮不止”。

心怀盛怒出门的丰大业，路遇天津知县刘杰，骤然恶向胆边生，狂妄开枪而伤人性命，以至为数不详的民众死于非命。于是“众百姓瞥见，忿怒已极，遂将丰大业殴毙命”。

在应当语之有礼与言之有理之际，西人却以一副无理取闹与蛮横无礼的姿态处理问题。先是洋人做出了暴力行为，这才引发了当地百姓的暴力反应，可洋人最后却以一副受害者的嘴脸，愤怒地指责他人。于是街市所聚千人之数的民众，便不得不以“民情汹涌”回应洋人肆无忌惮的射击之举。

由此引发的轩然大波，以风驰云卷的行速，冲荡波及法国领事馆、天主堂、仁慈堂，以及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教堂。然则民众怒火漫卷，收拾不住，以至与此案本无干连的西洋教士与修女以及商人和翻译官等皆受池鱼之殃。

他们因遭殴而殒命，亡数达至二十。若以国籍而论，则分属英法俄比意等国，而其间既有天主教，又有翳数教，还有东正教。于西人笔下，这一桩“动乱”便化作了一句“空前的大屠杀”。

不日之后，法国公使罗淑亚、德国公使李福斯、比利时公使金德、俄国公使布策、西班牙公使巴周德、美国公使镂斐迪以及英国公使威妥玛等人，以七国名义，联衔照会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齐力迫使“政府对其臣民采取断然的方针”。

与此同时，法国第三舰队军船开赴天津，英国第五舰队则同美德意等六国军舰齐聚天津一带，并发最后通牒，要求惩办肇事人员，赔偿各国损失。加之居于各口岸的诸多洋人云集景附，借己所办报纸鼓弄声势。

一时之间议论蜂起，洋面沸腾。列强率兵压境，放言杀戮之语，雷同如出一口。此情此景，自鸦片战争以来，已是西人舰队第三次集结，并于天津与华北海面之上炫耀武力。

中外交涉之时，法国公使罗淑亚一面要求赔偿高额银钱，一面则要“严惩凶犯”，并孤行一意，欲把与事件毫无相关且远离现场的天津知府张光藻和天津知县刘杰以及赋闲路过的提督陈国瑞等人，咸同“暴民”圈压一处“即行抵命”，定要将天津官员砍头示众，令之尽数“正法”。

当罗淑亚抵达天津之后，即刻照会时任直隶总督一职的曾国藩，威胁若是不许天津府县与提督即行抵命，便将知会法国海军司令都伯理，允其便宜行事。三日之后，都伯理到达天津，并配合罗淑亚，发出最后通牒，口称候至次日凌晨。

外夷犯境，再三寇边，时人又见如此情景，只能悲叹国力颓唐，不敌西人。虽然心知列强志在寻衅，唯恐再起兵端，只得忍气吞声，一再委曲求全。即便如此，洋人尤未“解气”，清廷只得从重处置：

早已革职的天津知府与知县二人从重发配，十五名“凶犯”拟以正法，二十一人拟以军徒；四日之后，又判教案次批的五位人犯即行正法，另有四犯分别发配安置，并令督办此案的曾国藩等人将拟定的正法二十人与军徒二十五人分别办理，迅速完案。

此外清廷照复罗淑亚，除原先答应的二十一万两白银用于赔偿天主堂、领事署、仁慈堂及法国商人等所损失财物之外，另分别给予领事官员、教士、商人、修女等家属抚恤银二十五万两。

尽管此案已经听凭总理衙门大臣所下指示，“此事理所不能办者，断不能以曲从，理所应办者，必当如其分量”。然而法方仍有不满，故而翌年清廷派出特使崇厚远赴巴黎，重谈天津教案。

至此，天津教案这才能彻底宣告了结。然则洋人兴戎动众，四处争胜夺利，以集结兵力压境而使中华海疆战云弥漫，却难压制国人心内怒潮翻涌。于是一场因教案引发的政治危机与外交危机虽然落幕，可神州大地上连亘无尽的各类教案并未因此煞尾，往后光景仍是绵绵不绝地横生多发：

光绪二年的涪州教案；光绪十二年的重庆教案；光绪十七年的芜湖教案、热河教案；光绪二十一年的成都教案；光绪二十二年的曹州教案；光绪二十四年的大足教案、冠县梨园屯教案等。不一而足，难以尽述。

概而言之，从西元一八四零年算起，至西元一九零零年之时，各地方出现的教案，总计约有四百余起，平均每年至少发生六起。

世态时情若此，民教积怨日久定然生变，遑论四方教案频现，声势规模愈发浩大，百姓厌恼西教的怒号响彻行云。能量深厚积攒之下，最终爆发了一桩群起响应而令天下震荡的“庚子教案”，史书亦称之为“义和团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