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别无他意，只是在遵从天主所赐给我们的任务，往普天下去传布福音给万民听。”传教者出声辩白，愁眉蹙额地面对徐瑶。

“总是一厢情愿地觉得自己的信仰才是真理，蔑视别人都是异端邪说。派人去往别人的家园里头传教，却又是极力贬低当地的文化与宗教。历史与风俗全然不管不顾，自顾自地卖弄说教，实际则是在展现自认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当然，传播宗教只是手段，先渗透殖民，后侵入掠夺，目标无外乎掌控权力。一旦宗教的藩篱筑起之后，一国土地与资财便可尽收囊中。”

“毕竟概念的真理总是抽象，可是现实的真理却很具体——权力，一个惹得无数人趋之若鹜的真理。”徐瑶目不转睛地盯着传教者，言谈颇为冷静，“你们一心想将‘福音’传给‘万民’听，可是‘万民’却是没这个‘福分’。”说罢断然转身，目光掠过传教者灰白的鬓发，停在了路旁川流不息的行人身上。

她心中不以为然地复述方才所闻，双眼却缓缓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同情神色，像是听了一位世居山林之人，手举一块偶然在垦荒之时捡到的贝壳，遇见一人便要与之夸谈海里风光。

不过这些关乎水族与海洋的“游思妄想”，却是难以劝服和感化徐瑶。她深知其中尽是谬悠之说，倏尔嗤笑：“竟然会在西教的语境里听到‘万民’一词，想来又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不知你口中的‘万民’是指什么？”

“所有人。”传教者神情激昂，信誓旦旦地说：“世上所有人。”

眼前人的高声之语，一字不漏地送入徐瑶耳中，浑如一连串色彩斑斓的泡沫袭人而来，令她不得不在心间环视与审量一番“所有人”一词的光鲜与恢宏。

徐瑶忍下笑意，面容淡漠地说道：“在西方文化的底色里，‘人’是有差异的。西人擅长给‘人’作定义，于是人与人之间便因此产生了巨大的隔阂，其中悬殊，判若天渊。”

方才传教者的话语，令徐瑶回想起十多年前，曾有一首名为《龙的传人》的歌曲，红遍了神州的大江南北。歌词之中，“遥远的东方”一句，令徐瑶大感有趣，至今印象深刻。因为一个中国作词人竟用“遥远”一词来描述自己脚下的土地，其所取视角是在何处？而其又是伫立在何地才能得出“东方”之感？

她觉得非常荒唐，国人接受欧洲中心主义论与种族观念，同时也主动以西方为中心点来观察和描述自身。社会生活里层出不穷的乱象，崇洋媚外一词并不足以概括。这是必然之结果，究其根本，多因教化失漏，以致万民不正。

自西方世界传来的种族思维与文化逻辑，其所衍生出的诸多概念仍旧僵而不死，狡猾地藏贮于人民的脑海里。它们依旧在中夏民众的精神世界里横行霸道。

例子不胜枚举，譬如这首《龙的传人》，其歌词之中提及的“人种”概念，便是一则实例。

“黄种人”从来不是单纯指称皮肤为黄色的人种，它是瞒天过海的欺骗，是西方民族主义者结合科学外衣裹装出的“精巧”发明。

十八世纪中叶之前，西人的各类文本里，对中国人的描述始终为白皙肤色，或是略暗的白色，而那时常常被西方人归类为“黄皮肤”的人种，则是十九世纪被欧洲人纳入“白人”范围的印度人。

依据西方文化传统，白色代表着神圣、纯洁、智慧、高贵；黑色象征着邪恶、污贱、死亡、野蛮；黄色意味着不洁、低俗、病态、恐怖。

当落后的西方奋力直追之时，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则被他们视为同自己一样的文明社会，彼时西方人眼中，东方人的肤色则是确凿无疑的白色。

然而随着欧洲开启工业革命，东西实力逐渐转换，于是历史悠久、文明辉煌、文化灿烂的中国人也逐渐“褪色”。于那时起，西人著述里的东亚人成了“近似白色”，而白色则慢慢地成了西方人的“专属肤色”。

西元一七三五年，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出版《自然体系》一书。该书把世上人类分为四种，其中欧罗巴白种人、美洲印第安红种人、非洲黑种人这三种说法皆是广为西方社会所熟悉，只有论及亚洲人的肤色之时，他选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拉丁文“Fuscus”，这词通常可理解为深色或是棕色。

五年之后，该词于德文译本里成了德语“Gelblich”一词，意为微黄。又过了十几年，此书演新至第十版，作者将亚洲人的颜色由“Fuscus”改为“Luridus”，而这个词可以译为黄、淡黄、蜡黄、苍白，以及如死亡一般的颜色。

此举并非是单纯地在黑白两极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过渡色，而是苦心孤诣地觅取一个暗示病态与不健康意味的词汇，是专门选来指称亚洲人的“标签”。因为作者特意言明，植物呈现“Luridus”之色，即是呈露悲伤和可疑。

十八世纪后半叶，欧洲科学种族论大兴。德国人布鲁门巴哈，不以大洲为单位，亦不以肤色为标准，转而采用体质特征来区分人种，尤其重视头骨形态分析法，将人类分为五个种群，即高加索人种、埃塞俄比亚人种、美洲人种、马来人种和蒙古人种。其中“高加索人种”与“蒙古人种”这两个词，至今仍在中文书籍教本与学术报告之中大行其道。

因西方文明对“蒙古”有着挥之不去的颤栗与胆寒，于是布鲁门巴哈便想借机唤醒西人对于“蒙古人种”的惧怕心绪。故而在此学说之中，处在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红种人、黑褐色人种、黄色人种，这三类人如同是处在黑夜与白天之间、文明与野蛮之间、完美与恶贱之间的过渡，而人种之间的体质差异，不仅仅是生理的差异，还反映了道德与智力的差异。

比如“高加索人种”较大的脑容量，天然决定了白种人的智力优越于其他人种，而浅肤色和高眉骨则与他们高超的道德水平有着紧密的因果关系；“蒙古人种”特有的浅黄肤色和内眦赘皮，则与他们生性之中的狡黠阴暗与僵化死板有着直接的相关性；“埃塞俄比亚人种”的深肤色与低眉骨，以及厚嘴唇的特征，则表明他们仍然接近于猿类。

非洲黑人处于原始落后阶段，欧洲白人处于完美阶段，而黄皮肤的蒙古人种则处于进化状态的中间阶段。西方人因此“恍然大悟”，由此可以解释东亚为何会出现高级文明，而到了一定程度时又会出现停滞僵化的情形，以至远远落后于西方；此外不少东亚人看上去非但不黄，且似乎比许多欧洲人更为白皙，这些必然是因为东亚历史上曾经混入过欧洲血统。

肇始因由如此，而后西人的种族主义想象力渐至巅峰，最终由人种的生理差异，变成了血统的优劣之别。与此同时，就在这个西人引以为豪的“启蒙”世纪，他们还试图把世界分裂为两个部分，确切地说是迫使世界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此即“西方”和“东方”，抑或是“西方”和“其他”。

西方成功篡改了全球历史和世界人民的记忆，同时植入了他们矫篡的新内容。西人自视甚高，鼓吹己身是在得天独厚环境下孕育出的独立文明和进步社会，随后煞费苦心地捏造历史，并将零散的碎片拼凑成了一个看起来似乎是传承不断的西方文化。

脉络自此清晰呈现：古希腊产生了罗马；罗马产生了西教欧洲；西教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了政治民主和工业革命；最终一个看起来辉煌伟大且是按照顺序自主产生的文明谱系图便这样诞生了，而世界历史也由此被西人篡改成一个关于“美德传承”以及西方这个“品德高尚者”是如何战胜东方这个“落后族群”的传说。

西人将世界历史中的“发展史”与西方的“发家史”混为一谈，后来此类观点被人称为“欧洲中心论”，其核心内容则是鼓吹一种观念，即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西方必然完全占据历史发展的中心。

于此观念之中，“西方世界”成了方方面面皆是优于东方的佼佼者，而这种贬低东方世界的观念则在西人的“添砖加瓦”下变得日益坚固，最终作为“理性西方”的对立面而得以“公诸于世”。取要而言，“西方”被西人想象成天然具有拔萃出类的美德：

理性与勤勉；高效与节俭；冒险与牺牲；自由与民主，诚实与善良；成熟与先进；独创性与积极性，永远进步并且充满活力。

“东方”则成为与“西方”相对的“他者”：

非理性与不成熟；武断与懒惰；低效与放纵；糜乱和浪费；专制与腐败；野蛮与落后；始终消极并且悲观怯弱。

自彼时开始，历史叙述焕然一变，成了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充满发展活力，拥有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以及合理的制度，因此必然会产生“理性个体”，而欣欣向荣的社会生活促进了经济发展，从而使充满力量的“资本主义近代性”能够实现“必然的突破”，最后永久不变的“低等烙印”便被西方人盖在了一切“他者”之上。

唯其如此，西人方能有恃无恐地指责“东方”。他们振振有辞地抨击“东方”容忍专制观念，冠冕堂皇地指斥“东方”采用不合理的制度。于是乎，在消极愚昧的黑暗深渊里，即便诞生了“理性个体”，也会即刻遭到“集体主义”的残忍扼杀，由此使得“经济停滞”与“被人奴役”成了“东方”注定甩脱不掉的“宿命”。

于此“欧洲中心论”里，西人将“东方”想象成“西方”的消极对立面，最终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积极的欧洲主体”和“消极的东方客体”，而这为西人侵略东方与统治东方创造了巧妙的内在合法逻辑。此外，欧洲历史被西人刻写成一条不断前进发展的时间直线，东方历史则被西人想象成徘徊不前的“循环”。

在这分裂的世界时间线上，一方阔步向前，一方停滞不前。西人竭力创建了一种“智力上的种族隔离制度”，由此方能确保“优越的西方”与“低劣的他者”自此永久地隔离开来。

欧洲人在十八世纪成功重塑身份之后，产生了“隐性种族主义”，进而促使“文明使命”的道德观念得以日渐成型。西方人借此欺骗众生，欺骗自己，最后毫无顾忌地拿起帝国主义的凶器。此后杀戮与掠夺连绵不绝的重演，西方殖民之风挟带着恶鬼的暴戾之气传遍了世界。

“想必你也听过这句‘人人生而平等’的话吧！”徐瑶感慨问道。

传教者面露犹疑神色，以略带沙哑的嗓音回答：“这句话，我想应该每个人都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