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庭兰比胡一庭年长五岁，素来善察人心，他看出胡一庭心里藏着事儿，便不着痕迹地将话锋一转：“说起这个，幼霜，你之前在信中提到在鹿鸣书院教书，可知道我当时有多羡慕你？那差事既远离朝堂纷扰，又落得清闲自在，加上家乡山水秀美，平日里还能去湖边散步透气，实在是再好不过了。”

他说着，长长一叹，“唉，如今的朝堂，比起你离开时更是乌烟瘴气。石党虽然树倒猢狲散，可整个国库已经被他们蛀蚀得千疮百孔，任谁想有所作为，都自觉举步维艰。”

胡一庭曾受丁澄和方受之一手提拔，此番回京复职也是借着张传策和薛潜的助力，而这几位都是清流党中坚。与暮气沉沉的朝堂大不相同，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改革激进派，渴望对这副病入膏肓的躯壳下一剂猛药，周庭兰早已猜出胡一庭此行必负使命，这才出言提醒。

他本不是爱泼冷水的人。相反，在事情没发生之前，他宁愿将未来想得乐观些，纵然悲观或许更贴近现实的走向，可那样只会让人麻木不仁。周庭兰不愿做这样无意义的事。

而他现在之所以要对胡一庭说这般“扫兴”的话，则是因为四年前，在胡一庭离京后，宣明元年那科进士在皇上扶持下纷纷得到重用，而他这个排在前头的状元，自然而然地被推到台前，被迫挑起改革的旗帜。

可那时政局动荡、党争激烈，改革只是年轻气盛的皇上急迫地试图证明自己的途径，只是朝堂之上各怀鬼胎的官员振臂高呼的口号，没有人潜心研究对症下药，也没有人真正沉心推行新政，肃清官场、裁剪冗费......诸多举措动了太多人的利益，最终改革成效寥寥、不尽如人意。几经升降，周庭兰心灰意冷，索性自请调往礼部，任仪制清吏司员外郎，一头扎进埋首故纸堆，修史讲学，不问实务。

或许皇上因为觉得面子上过意不去，想着他文史知识渊博，边让他兼着詹事府太子讲师。或许这份职位在经世致用方面，显得有些天高地远，但对于周庭兰本来开朗乐观的性格来说，反倒是一份保护。这得以让他恢复心灵的澄澈，重新变得有些生机。

“太子如何？教导的责任不轻吧？”虽然周庭兰从不倾诉自己的委屈和失意，但胡一庭对他曾经进退维谷的处境感同身受。

“还行，太子尊师重道、勤恳好学，我没资格当他的老师，所以只是诚惶诚恐地领着这个闲职，也没什么可说的......”尽管周庭兰尽量表现得毫不在意，但字句之间却藏不住无可奈何的自嘲，“倒是懋修整日忙得不可开交，去年还任巡盐御史，皇上年纪轻轻，性格却谨慎多疑，十三道监察御史的差事十分难办。”

胡一庭：“现如今盛行在百官之间的纠察检举之风甚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我在浙江也略有耳闻。”

“御史们秉承上意，处处弹劾，百官动辄得咎，哪还有人有愿意大刀阔斧地改革？”周庭兰接着分析，“这年头，莫说地方上各个衙门艰难，就连朝中各司各部的官员都人人自危......就说东南沿海，平定倭乱已经接近尾声，皇上计划让浙直总督文敏裁兵，这笔军费本可以节约出来充盈国库，可近年来中原匪乱横行，反贼盘踞陕西、甘肃等地，不但使当地财税流失，还要额外多支出军费剿匪。再说北方与兴国人和刺勒人的战事，外敌虎视眈眈，这仗不可能不打，每年，西北的三边总督张传策和东北的蓟辽总督郭荣所上报的军费都要经内阁砍几轮，直到降无可降，这才是现如今举国上下开支的大头。国库入不敷出，往往是今年透支后面好几年的预算，已经伤了根本，这万一明年又是个灾年，本就捉襟见肘的朝廷到底是砸钱在边防上？还是在食不果腹的百姓身上？再加之各大地方官层层盘剥，真正能用于这两项事本身的银子又有多少？”

周庭兰关切地看向胡一庭，设身处地为他感到担忧：“幼霜，说句不多心的话，皇上之所以让你在这个节骨眼上回来，还让你管辖浙江，其目的并不单纯。国库没钱、朝廷缺钱，就会紧盯着浙江这块赋税重地，你和巡抚薛潜交情匪浅，笼络你等于笼络他，可浙江要是将财力全部上缴，江南百姓又该怎么过活？薛潜并非刀板上的鱼肉仍人宰割，要是真到了那一天，你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该怎么办？”

寒风将窗扉倏地扇动，风雪顺着缝隙争先恐后地灌入，击打在胡一庭毫无防备的肩头。

“只要身在朝堂，千丝万缕的关系网便会将你牢牢缠住，脱身不得。越是在京城，肩上的越重，就越是如履薄冰，”胡一庭低声说道，”庭兰，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也想过，真到了需要取舍之时，再见机行事、顺势而为，不过是尽力去找一个两全的法子罢了。”

若在从前，胡一庭或许会一笑了之，认为只要恪尽职守、秉公办事，权衡取舍皆不足虑，凭一颗赤诚“文心”便足以应对一切。可如今他口中竟说出“见机行事、顺势而为”这样的话，这与周庭兰印象中他相去甚远。

周庭兰静静注视着胡一庭，那张原本还带着几分少年意气的面容，如今竟染上了一层连他都难以看透的深沉与莫测。这副依旧年轻的皮囊之下，骨子里那份固执与青涩居然在过去四年间悄无声息地褪去，俨然成长为一个令他全然陌生的存在。

周庭兰不知该喜该忧，欲言又止，最终选择将目光转向窗外，凝视漫天雪花，陷入良久的沉思。

这年的冬天格外漫长，尽管已经开了春，料峭的寒意依旧笼罩京城，人们尚未察觉泥土中悄然萌动的新芽，朝堂之下的暗流却已汹涌澎湃。胡一庭此抵达京城安顿以来，几乎没在家中睡过几次整觉，为了商讨开海的细则，方受之几乎将他按在户部，没日没夜地商讨改革的方略和细则，接近一个月的筹谋，新政才算有了雏形，明日的大朝会上，方受之便要将其公之于众。

这天晚上，胡一庭心里不踏实，索性又留在了衙门没回家。冥冥之中，他总预感开海一事不会那么顺利。

果然，第二日中午一过，便见方受之气冲冲地推门而入，嘴里不住地骂着：“迂腐！简直是一群不知所谓的顽固！”

胡一庭见状，只好给他倒了杯热茶递过去，等他胸口那阵剧烈的起伏稍微平复了些，才不紧不慢地开口问：“大人，结果如何？是有人提了反对？”

按理来说，石琏已是强弩之末，他的意见就如同那位气若游丝的郭太后，皇上可以置之不理。然而眼下朝中大半是清流党的人，剩下的中立派也未必会为了此事与清流正面冲突。那么，究竟会是谁极力反对？

胡一庭还没来得及思索出人选，方受之便猛地一拍桌案：“还能有谁？就是你那同科——郭廉！”

自从调入户部这个需要精打细算的地方，相比当年在刑部的锐气，方受之已收敛许多，渐渐添了文气。可今日却一反常态，怒火冲天，显然被郭廉气得不轻。

“我主张开海，为的是充盈国库、供给军饷，好把外敌彻底打退！他倒好，联合一众御史，硬说开海就是‘通倭叛国’，还搬出太祖年间因开海引来倭患的旧事，说什么好不容易才将倭寇击退，如今开海便是前功尽弃、功亏一篑！张口闭口‘祖宗成法不可违’，迂腐！简直迂腐之极！”

胡一庭心下一怔，他猜过思想偏保守、行为偏守旧的郭廉会在这件事上有所顾虑，但他没有料到，郭廉反对的态度竟如此坚决：“在浙江之时，巡抚大人与阿......霍昭已试探性地与洋人做了几笔生意，所得的利润不仅充实了国库，还补上了军费缺口。既有实利在前，为何还要墨守成规？开辟新路有何不可呢？如今若不刮骨疗毒，无异于温水煮青蛙，整个朝廷迟早要被这困顿的财政拖垮。”

方受之嗤笑道：“你说的这些，皇上难道不知道吗？可他还是护着那群御史，任由他们在朝堂上大放厥词，满口仁义道德，实则固步自封，偏偏皇上还信他们那一套！”

胡一庭心头一凉。郭廉的顾虑有错吗？说到底，只是彼此立场不同罢了。他之所以力主开海，是因为亲眼见到薛潜和霍昭如何奔走操劳，如何辛苦维系外商关系、艰难谈判、筹划钱庄......可那些没有亲眼见到这一切的人，又怎会不怀疑霍昭是另一个赵光祖？谁能保证，海禁一开，不会催生出无数个“赵光祖”？届时官商勾结，外商输入的银两先被盘剥八成？若最终只剩下两成能入国库，于朝廷又有何益？反倒把官场被搞得乌烟瘴气，反而得不偿失。

这晚，胡一庭接到方受之派人传来的消息，让他即刻收拾妥当，半个时辰之后在东华门回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