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诊室的灯亮了四个小时，最后灭下去的时候，穿白大褂的医生走出来，摘了口罩，语气轻得像落雪：“抱歉，我们尽力了。”

我坐在长椅上，盯着他白大褂上的褶皱，连哭都忘了。直到护士过来扶我，我才猛地挣开，扑到那扇紧闭的门前拍着门板喊“姥姥”，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走廊里的人都在看我，可我听不见任何声音，只有脑子里反复响着“最后一个亲人”这几个字——我真的，只剩自己了。

姥姥的葬礼定在三天后。

那天早上我坐在公寓的地板上，阳光从窗帘缝里钻进来，落在姥姥没织完的毛衣上。门铃响的时候，我以为是幻听，直到第二声、第三声砸过来，才光着脚跑去开门。

门外站着三个陌生人：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攥着个布包，中年男人穿了件西装，身后的女人抱着个保温桶。

“是小滢吧？”老太太的口音裹着东北腔，跟姥姥年轻时说话一个调子，“我是你姥姥的堂妹，你该叫我二姥姥。这是你表舅，表舅妈。”

我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二姥姥把布包塞到我手里，布包上还沾着火车站的灰尘：“你姥姥走前给我们打过电话，说你身子不好，让我们照应着。”

表舅妈把保温桶放在桌上，掀开盖子，是温着的粥：“先吃点东西，葬礼的事儿我们来弄，你别操心。”

他们的动作很快，表舅去联系殡仪馆，二姥姥翻出姥姥压在箱底的黑布衫，表舅妈蹲在地上擦我踩脏的地板。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三个“亲戚”在姥姥的公寓里忙忙碌碌，像看一场跟自己无关的戏——姥姥走了，这些素未谋面的人，成了我唯一的“亲人”。

葬礼前一天，我跟着表舅去殡仪馆看姥姥。

冷藏间的门打开时，寒气裹着白雾扑过来，我打了个哆嗦。姥姥躺在透明的棺里，脸上盖着块白帕子，头发被梳得整整齐齐，是她平日里最喜欢的样式。表舅想拉我出去，我却蹲下来，指尖碰着棺壁的冰——这是我最后一次碰她了。

“姥姥，”我凑到棺边，声音轻得怕惊着她，“我听话了，今天没熬夜，药也吃了……你怎么还不起来夸我？”

白帕子纹丝不动，只有寒气钻进我衣领里，冻得我骨头疼。

出冷藏间的时候，表舅递给我一支烟，我接过来，却忘了怎么点。他帮我擦着打火机，火苗晃了晃：“你姥姥这辈子不容易，早年从沈阳跑出来，在韩国打了二十年工，就攒了这公寓和你这丫头。”

我看着火苗舔着烟卷，突然想起姥姥说过，她刚来韩国的时候，在服装厂缝扣子，手指被针扎得全是洞，晚上就抱着缝衣针哭。那时候她总说：“等小滢长大了，我就能歇着了。”

可她没等到。

葬礼那天，天是灰的。

殡仪馆的车停在公寓楼下，二姥姥给我套了件黑外套，拉链拉到下巴：“别冻着，你姥姥看见了会心疼。”

我跟着他们走到楼下，雨突然砸下来，豆大的雨点打在伞面上，噼里啪啦的。表舅妈把伞往我这边倾，自己半个肩膀都湿了：“韩国的春天总下雨，你姥姥以前总说，下雨的时候就想老家的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