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后，姥姥把我那间小公寓拾掇得暖融融的。她本就是早年跟着亲戚来韩国做工的，在天安住了快二十年，熟门熟路地从市场买回软乎乎的年糕，煮成甜汤端到我床头：“咱在这儿住了这么久，哪用得着你操心？好好养身子就行。”我看着她系着洗得发白的围裙，蹲在地上擦我溅在地板上的汤渍，鬓角的白发缠在耳后，心里像塞了团浸了水的棉花。

复查那天，我攥着姥姥塞给我的热牛奶，站在顺天乡医院的走廊里。消毒水味混着外面飘来的炒年糕香，比第一次来的时候温和多了。吴教授的诊室门半开着，他低头写病历的侧影还是疏淡，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很轻。

“坐。”他抬眼扫了我一眼，把复查报告推过来，“各项指标都稳定，恢复得比预期好。”

他的声音没什么起伏，却一条条数着细节：“玄关的地垫换个防滑的，你起夜容易踩滑；药盒我给你标了颜色，红的是早上吃……”

我点头的动作还没落下，他突然放下笔，视线在我发顶停了两秒，然后手掌轻轻落在我肩膀上——那掌心带着医用手套的薄凉，却稳得让人安心。

“比我见过的很多病人都勇敢。”

我僵在椅子里，连呼吸都慢了半拍。他不是那个会在办公室斥得助手攥紧病历的吴教授吗？不是那个术前只丢给我一句“放松”的人吗？这句轻描淡写的“勇敢”，像颗裹了糖衣的药片，凉丝丝的，却甜得让我鼻尖发涩。等我回过神，他已经埋进了新的病历里：“三个月后复诊，让你姥姥陪着来。”

走出医院时，风裹着樱花花瓣擦过我脸颊。我摸了摸被他拍过的肩膀，指尖还留着点凉，嘴角却越扬越高——原来他记得姥姥。

回到公寓，我趴在书桌前翻出日记本，2010年1月22日的页脚被我用铅笔涂了个小太阳：

“今天复查，吴教授说我恢复得比预期好。他讲了好多注意事项，连我家玄关的地垫都提到了，最后还说我‘勇敢’。

以前总觉得他像冻住的湖，连眼神都是冰的。可今天才看见，湖底好像藏着点暖。姥姥煮的年糕汤是暖的，他这句没什么温度的‘勇敢’也是。我好像不用再攥着被子等天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