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仪馆的大厅很小，摆着姥姥的遗像——是她去年在公园拍的，穿了件红毛衣，笑得眼睛都弯了。遗像前摆着她最喜欢吃的打糕，还有我上次复查时带回来的苹果。来的人不多，都是姥姥在韩国认识的老工友，她们攥着我的手，说“你姥姥最疼你”，说“以后有事儿找我们”，可她们的脸在我眼里都是模糊的，只有遗像上姥姥的笑，清晰得扎眼。

司仪念悼词的时候，我盯着遗像发呆。他说姥姥“勤劳善良”“一生坎坷”，说她“为晚辈操劳半生”，可这些词太轻了，轻得装不下姥姥给我晒的被子，装不下她熬的粥，装不下她蹲在地上给我捡头发的样子。

突然有人碰了碰我的胳膊，是二姥姥。她把一个布包塞到我手里，里面是姥姥的存折和身份证，还有一张皱巴巴的纸条——是我小时候画的画，歪歪扭扭的太阳下面，站着我和姥姥。

“你姥姥把这张画压在枕头下，压了十年。”二姥姥的声音带着哭腔，“她说等你好了，就带你回沈阳看雪。”

我攥着那张画，指腹蹭着纸页上的折痕。外面的雨越下越大，打在窗户上，像有人在敲玻璃。我想起姥姥说过，沈阳的雪很大，能埋住脚踝，她小时候总在雪地里跑，头发上沾的雪能冻成冰碴。

“姥姥，”我对着遗像轻轻说，“等我好了，就带你回沈阳看雪。”

葬礼结束的时候，雨停了。

表舅帮我把姥姥的骨灰盒抱上车，盒身是深棕色的，凉得像她最后那天的脸。二姥姥说要把骨灰带回沈阳安葬，“你姥姥想家想了二十年，得让她回去”。

我坐在车后座，抱着骨灰盒，指尖贴着盒盖上的花纹。表舅妈递过来一杯热水，我接过来，却没喝——姥姥以前总说，热水要小口喝，不然会烫着。

车开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公寓楼。阳台的窗帘没拉，阳光落在姥姥没织完的毛衣上，像她还坐在那儿，等着我回家。

到了机场，二姥姥拉着我的手：“跟我们回沈阳吧？那儿有你的根。”

我摇了摇头，指了指自己的头：“我还要复查，吴教授说三个月后要再来。”

二姥姥叹了口气，摸了摸我的头发：“那你自己照顾好自己，有事给我们打电话。”

看着他们走进安检口，我站在机场大厅里，手里攥着那张皱巴巴的画。周围的人来来往往，可我突然不害怕了——姥姥的笑在画里，她的温度在我攥过的被子里，在我喝过的粥里，在吴教授拍过的肩膀里。

我摸了摸被他拍过的肩膀，指尖还留着点凉，却比刚才暖了些。

走出机场的时候，风裹着樱花花瓣擦过我的脸颊。我把画放进包里，抬头看了看天——云缝里漏出点阳光，像姥姥以前给我剥的橘子，暖得刚好。

“姥姥，”我对着风轻声说，“我会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