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绿区之外是危机四伏的未知，食堂的饭菜依旧难以下咽，气候也还是那么折磨人，但每当艾琳走进那座由简易板房搭建的医疗站，穿上白大褂，戴上听诊器时，一种奇异的、在国内大医院里从未如此清晰感受过的掌控感和价值感便会油然而生。

在这里，没有论资排辈的压抑，没有需要小心站队的派系斗争，更没有为了一个稍微大点的手术名额而需要绞尽脑汁去争取、去讨好上级的无奈。这里，她就是外科的绝对权威，是那个能做决定、能担责任、能被同事们（无论是康纳医生还是莎拉护士）无条件信任和依赖的“艾琳医生”。

她清晰地记得，就在前天，一个因部落冲突而被简陋□□炸伤的年轻人被送来，腹部开放性损伤，情况危急。在国内，这样级别的手术，以她的资历，很可能连手术台都上不去，最多做个二三助。但在这里，她就是主刀。没有犹豫的时间，没有谦让的余地，她必须上，也只能她上。

在简陋但功能完备的手术室里，无影灯的光线聚焦在她灵巧的双手上。她全神贯注，清创、止血、探查内脏、精细缝合……汗水浸湿了手术服，脖子因为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而酸痛，但当最后一块敷料覆盖完毕，监护仪上显示伤员生命体征趋于平稳时，那种从内心深处涌上来的、几乎让她战栗的成就感，是任何言语都无法形容的。

康纳医生，那位经验丰富的德国老医生，在术后拍着她的肩膀，由衷地说：“艾琳，你的技术是我见过最稳定、最精准的之一。有你在这里，是我们的幸运。”

这种直接的、基于纯粹专业能力的认可，让她感觉自己在真正地“活着”，在燃烧，在实现作为一名医者最核心的价值。

这里的环境是糟糕的，甚至可以说是危险的，但在这个小小的医疗站里，在病人和同事信赖的目光中，艾琳找到了她职业生命中前所未有的重量和清晰度。

这种“被需要”和“能担当”的感觉，像沙漠中的甘泉，悄然滋润着她那颗因思乡、因文化冲击、因危险而时常感到疲惫和迷茫的心。

这或许是她当初赌气离开时，从未预料到的一份珍贵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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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区医疗站外围，一个灼热的午后。

艾琳刚结束一台长时间的手术，疲惫不堪地走出来，想透口气，却发现伊恩和他的小队正在不远处的空地上进行近身格斗训练。

伊恩正在给一个新来的队员做示范，动作干净利落，充满力量感。

但艾琳敏锐的医生眼睛立刻注意到，他左臂的动作似乎有些微的不自然——那是他之前受伤（虎口缝针）连带扭伤的肩膀，显然没有完全康复。

训练间歇，队员们散开喝水。

艾琳忍不住走了过去。

“你的肩膀，”她开门见山，用下巴指了指他的左臂，“动作僵硬，代偿明显。旧伤根本没好好恢复，又在过度使用。”

伊恩正仰头灌水，闻言放下水壶，用袖子擦了擦嘴，满不在乎地说：“医生，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一点小别扭而已，训练不能停。”

他还故意活动了一下左肩，证明“没问题”，尽管那瞬间细微的蹙眉没逃过艾琳的眼睛。

“小别扭？”艾琳抱起手臂，“等它发展成慢性肌腱炎或者习惯性脱臼，影响你握枪、攀爬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不是小别扭了。我是医生，我看得出来。”

“你看得出来，然后呢？”伊恩走近两步，压低声音，带着他那种气人的调侃，“又要给我开残疾证明预订单？放心，真到那天，我肯定第一个来找你签字。”

艾琳被他堵得一时无语，瞪了他一眼，转身就走。真是狗咬吕洞宾！

当天深夜，艾琳在医疗站值夜班，正在整理病历，突然听到外面有极轻微的、压抑的闷哼和什么东西撞到门框的声音。

她疑惑地走出去查看。

只见昏暗的走廊里，伊恩正背对着她，姿势有些别扭地站在自动贩卖机前——那台机器专门出售一些基础药品和补充剂。

他正试图用没受伤的右手，别扭地去操作投币口，左臂不自然地垂着。

艾琳瞬间明白了。

她清了清嗓子。

伊恩身体一僵，迅速转过身，脸上闪过一丝罕见的尴尬，但立刻被惯有的无所谓表情掩盖：“哟，医生，还没下班？你们联合国也这么剥削劳动力？”

艾琳没理他的打岔，目光落在他试图购买的物品上——显示屏上亮着“肌肉舒缓膏”和“强力止痛片”的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