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七，夜。

女监值房的窗纸上，映出一个伏案的剪影。油灯的光从窗格漏出来，在廊下青石板上投出一小片昏黄的光晕，像黑暗里浮起的一叶孤舟。

江暮雨已经三天没怎么合眼了。

桌上堆着小山般的卷宗，高高低低，几乎要将她淹没。有的纸页泛黄发脆，边缘被虫蛀出细密的孔洞；有的墨迹晕染，字迹模糊难辨；还有的沾着可疑的污渍——也许是茶渍，也许是血，谁知道呢。

芸姑、赵四娘、还有另外两个识字的年老女囚，这几日都被她叫来帮忙。她们负责初步筛选，把所有涉及“采选”“宫女”“宫廷服役”字眼的卷宗挑出来，摞在一旁。江暮雨则一页页细看，用炭笔在纸上记下关键信息：姓名、年龄、籍贯、涉案时间、罪名、判决、结局。

她的字迹起初还算工整，到后来渐渐潦草，炭笔磨秃了，手指染得乌黑，眼底布满血丝。

但她不敢停。

王氏那句嘶喊，像魔咒一样在她耳边回响：

“当年选不中的都该死！”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些卷宗里，该藏着多少冤魂？

窗外传来四更的梆子声。

芸姑端着一碗热粥进来，轻轻放在桌角：“姑姑，歇会儿吧，眼睛都要熬坏了。”

江暮雨抬起头，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什么时辰了？”

“寅时三刻了。”芸姑叹息，“您这样熬，身子撑不住的。”

“快了。”江暮雨端起粥碗，囫囵喝了几口，温热的粥顺着喉咙滑下去，总算让冰冷的身子有了点暖意，“还有多少？”

“约莫……三四十份吧。”芸姑看了看墙角那堆尚未整理的卷宗，“大多是近三年的案子。”

江暮雨放下碗，重新拿起炭笔。

她面前摊着一张极大的纸，上面是她手绘的表格。竖列是年份，从永昌十三年到今上登基的元熙五年——整整八年。横列是几个分类：参选秀女、落选秀女、宫女亲属、宫廷服役者。

每个格子里，都填着数字。

血淋淋的数字。

永昌十三年，参选秀女涉案两人，皆判绞刑，一人死于狱中，一人流放途中“病故”。

永昌十四年，落选秀女亲属涉案三人，一人杖毙，两人流放，后皆失联。

永昌十五年，尚服局宫女涉案五人，四人“病故”，一人自尽。

……

元熙元年，浣衣局宫女涉案七人，皆判苦役，三年内全部“意外”死亡。

元熙二年，采选落选者本人涉案一人，判斩立决。

元熙三年……

江暮雨的目光在表格上游走。

八年，三十七起案件，涉及女子五十三人。

定罪率：百分之百。

翻案率：零。

死亡或失踪率：百分之九十二。

剩下那百分之八，是还在服刑的，但大多重病缠身，恐怕也撑不了多久。

而女监近五年所有案件的总定罪率，是百分之七十四；翻案率（含改判）百分之八；死亡或失踪率百分之三十一。

对比之下，触目惊心。

江暮雨放下炭笔，手指在表格上缓缓移动。

这些案件，看似分散，罪名各异——盗窃、口舌、巫蛊、失仪、甚至“行为不端”。但若细看卷宗，就会发现许多蹊跷之处：

证据往往单薄，证人证言模糊，审理过程极快，判决结果极重。

而且，卷宗上常有奇怪的痕迹——批语处墨迹晕染，印鉴模糊，关键页码缺失，或者……干脆整份卷宗都不见了，只在目录上留个名目。

就像有人用橡皮，在这些女子的命运上，轻轻擦过。

留下似是而非的痕迹，让你觉得有问题，却又找不到确凿的证据。

江暮雨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那些名字：

李秀娘，永昌十三年入宫，尚仪局宫女，因“窃盗”被杖毙。卷宗记载盗物为“金簪一支”，价值十两。可同屋宫女证言，那金簪是李秀娘自己的，是入宫时母亲给的念想。

周月娥，永昌十四年落选秀女之妹，因“妄议宫闱”流放。具体议了什么？卷宗只写“言辞悖逆”，再无细述。

吴翠儿，永昌十五年浣衣局宫女，与某侍卫“私通”，判绞刑。可卷宗里没有侍卫的供词，甚至没有那侍卫的名字。

……

一个个名字，一桩桩案子。

像散落的珠子，被她用“采选”这根线串了起来。

现在，这条珠链已经长得惊人，沉甸甸的，压在她心头。

江暮雨睁开眼，从最底下抽出一份卷宗。

这是所有案件中，年代最早的一桩——永昌十二年。

涉案女子姓沈，名青筠，二十一岁，永昌九年入宫，原尚食局宫女。罪名是“投毒”，毒害某位贵人（卷宗未具名），判凌迟，后改为绞刑，已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