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除婚约的过程比想象中顺利。

苏晴阿姨已经管不了他了——江野彻底掌控了江氏，手段比他母亲更狠，更果决。我父亲起初很生气，但江野让出了两个利润最厚的合作项目，算是补偿。

“妍妍，”父亲在书房里叹气，“江野那孩子……心里有人了。强求不来的。”

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

只是不甘心。凭什么？我陪了他二十年，了解他每一个习惯，记得他每一个生日，在他父亲去世时握过他的手，在他和母亲吵架时陪他坐在天台上吹风。我付出了整个青春，却输给一个只在他生命里出现了几个夏天的转学生。

不甘心。真的不甘心。

直到我亲眼看见林夏吐血昏倒。

是在汀州医院。江野抱着他冲进急诊室，白衬衫上溅满了血，像雪地里绽开的红梅。我站在走廊，看见江野签病危通知书时手抖得写不成字，看见他跪在抢救室外一拳拳砸墙，看见医生出来说“病人尿毒症晚期”时他瞬间惨白的脸。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

这不是比赛。没有输赢。江野的心从来就不是奖杯，不是谁先到谁就能拥有的东西。那是一间上了锁的房子，钥匙只有一把，而林夏在十八岁那年就拿到了。

我站在走廊昏暗的灯光下，看着江野趴在病房玻璃窗上的背影。

他那么高一个人，此刻却蜷缩着，肩膀微微发抖。他在哭。没有声音，但我看见他抬起手，用力抹了把脸。

我转身离开了医院。

外面在下雨，汀州的雨细密而缠绵，像永远也流不完的眼泪。我走到江边，站在当年江野扔挂件的地方，江水浑浊，什么也看不见。

我掏出手机，删掉了江野所有的联系方式。

然后我哭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这场长达二十年的单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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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我遇见了陈叙。

很普通的男人。家境普通，长相普通，在一家设计公司做总监。我们是在朋友的婚礼上认识的，他坐我旁边，看我高跟鞋磨脚，悄悄递过来一盒创可贴。

“给，”他说，笑容有点腼腆，“我看你走路不太对劲。”

我愣了下，接过创可贴。“谢谢。”

“不客气。”他转过头，继续看仪式，耳根有点红。

后来他告诉我，那场婚礼上，他其实没怎么看新郎新娘。他一直在看我——看我因为感动而泛红的眼角，看我无聊时用手指轻敲桌面的小动作，看我偶尔望向窗外时眼里一闪而过的落寞。

“你像一幅画，”他说，“但好像缺了点什么。”

“缺什么？”

“缺一个懂得欣赏的人。”他认真地说，“我想试试。”

陈叙和江野完全不一样。他不会说漂亮话，不会玩浪漫，但他记得我喝咖啡要加一勺半糖，记得我生理期会肚子疼，记得我母亲喜欢百合花。他会在我加班到深夜时送热粥到公司，会在我感冒时笨手笨脚地煮姜茶，会在我因为工作压力大哭时，什么也不说，只是张开手臂让我靠。

和他在一起，我不需要是“宋家大小姐”，不需要是“江野的青梅竹马”，不需要是任何头衔或符号。我只需要是宋妍，一个会哭会笑会发脾气，有点小任性，但也会心疼人的普通女人。

他求婚那天，是在我家阳台上。没有烟花，没有戒指（后来补了），只有两杯喝了一半的红酒，和城市远处星星点点的灯火。

“妍妍，”他握着我的手，手心有汗，“我知道你心里有过别人。我不介意。我只想知道，你愿不愿意……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成为你心里新的那个人？”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里面的光不炽烈，但温暖，稳定，像一盏永远为我亮着的灯。

我点头。眼泪掉下来，但这次是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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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前夜，我去了汀州。

没告诉江野。我独自走进那条青石板小巷，站在“夏天书店”门口。店门关着，但二楼窗户亮着灯，昏黄的光从窗帘缝隙漏出来，像一只疲倦的眼睛。

后院的门没锁。我推门进去，看见那棵老槐树，和树下平滑的青石碑。

“夏天”。两个字刻得很深，边缘被摩挲得光滑。

江野不在。院子里很静，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和挂在槐树上的风铃叮咚作响。那些风铃是篮球挂件串成的，大大小小，新旧不一，在月光下泛着黯淡的光。

我在青石前站了很久。

然后我从包里拿出一束向日葵——林夏最喜欢的花，江野每年都会种满院子。我弯下腰，把花放在石碑前。

“林夏，”我轻声说，“我是宋妍。”

风铃又响了。叮咚，叮咚，像在回应。

“对不起。”我说，“为那二十万的事。为我的嫉妒。为所有……伤害过你们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