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江野的时候，还没学会写自己的名字。

是真的。那会儿我大概四岁，或者五岁？记忆像蒙了层雾的旧照片，边缘发黄，中心却清晰得吓人。江家的客厅很大，大到我的小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会发出空旷的回音。苏晴阿姨穿着旗袍，蹲下来摸我的头，她的手有淡淡的香水味，像某种昂贵的花。

“妍妍真乖。”她说，然后转头朝楼梯方向喊，“江野，下来陪妹妹玩。”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不情不愿的，拖沓的。然后我看见他——比我高一个头，穿着小西装，领结歪到一边，脸上有打架留下的淤青。他瞥了我一眼，那眼神我至今记得：冷漠，不耐烦，像看一件突然被塞进他世界的陌生家具。

“哦。”他说，然后转身又上楼了。

苏晴阿姨尴尬地笑：“这孩子，被惯坏了。”

我站在原地，手里抱着母亲给我带的洋娃娃。娃娃的玻璃眼睛在吊灯下反着光，我忽然觉得，那个男孩的背影，比这栋房子里的任何东西都要孤独。

后来我才知道，他父亲刚去世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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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夏天长得没有尽头。

江家和宋家是世交，生意盘根错节地缠在一起，像两棵挨得太近的树。所以我和江野总被放在一起——同一个幼儿园，同一个小学，同一个钢琴老师，同一个网球教练。我们甚至在同一家医院出生，前后差三天，护士开玩笑说我们是“天生的缘分”。

江野从不这么认为。

他把我当成某种任务，或者负担。上学路上，他走在前面，我小跑着跟在后面，书包在背上啪嗒啪嗒地响。他从不回头等我，但如果我摔倒，他会停下，皱着眉把我拉起来，拍掉我裙子上的灰，然后继续往前走。

“你能不能走快点？”他常说，语气里没有恶意，只是一种陈述。

我想走快点。我真的想。但我腿短，而且我总是忍不住看他——看他被风吹乱的头发，看他后颈被衣领磨红的一小片皮肤，看他走路时微微晃动的肩膀。那时我不懂什么叫喜欢，我只知道，有他在的夏天，梧桐叶的影子会变得特别好看。

十二岁那年，我发现了他的秘密。

是在他家阁楼。我躲猫猫时误闯进去，看见满墙的奖状——数学竞赛，物理竞赛，篮球联赛。照片上的江野在领奖台上笑，但那个笑容很空，像戴了张精致的面具。墙角堆着被撕碎的画，我捡起一片，上面用蜡笔涂了个歪歪扭扭的太阳。

阁楼很热，灰尘在光束里跳舞。我听见楼下传来钢琴声，是江野在练琴——贝多芬的《悲怆》，弹得又快又凶，像在和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搏斗。

我忽然明白了。

那些奖状，那些掌声，那些“江家少爷真优秀”的赞叹，都是他必须穿上的盔甲。盔甲下面，是那个在父亲灵堂里一言不发，在母亲严苛要求下背脊挺直，在漫长夏日里独自对着墙壁投篮的男孩。

我想摸摸那些奖状。但我没有。我悄悄退出去，关上门，把那个破碎的太阳留在了黑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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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岁，我确定我爱他。

不是妹妹对哥哥的依赖，不是青梅竹马的习惯。是爱。心脏会因为他靠近而漏拍，会因为他和别人说笑而发酸，会因为他一个不经意的眼神而整夜失眠的那种爱。

江野不知道。或者他知道，但不在乎。

他身边从来不缺人。漂亮的，聪明的，家世好的，像一群绕着光飞的蛾子。江野对她们礼貌而疏离，收情书，说谢谢，然后转身扔进垃圾桶。我曾偷偷翻过那些被扔掉的信，粉色的信封，娟秀的字迹，写满少女炽热的心事。

我想，我和她们不一样。我是宋妍，是和他一起长大的人，是能进他家不用通报的人，是知道他所有习惯——美式不加糖，讨厌香菜，下雨天会偏头痛——的人。

我以为时间站在我这边。我以为只要我足够耐心，足够优秀，足够配得上“江氏未来女主人”这个头衔，他总有一天会回头看见我。

然后林夏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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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学生。穿着洗得发白的T恤，瘦得像一根随时会折断的芦苇。我第一次听说他，是从苏晴阿姨愤怒的电话里——“江野为了个转学生，跟我大吵一架，还离家出走！”

我去学校找他。高三（7）班的后门，我站在走廊的阴影里，透过玻璃窗往里看。

江野坐在最后一排。他没听课，侧着身，手撑着下巴，眼睛盯着斜前方。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

是林夏。

那个转学生正在记笔记，背挺得很直，握笔的姿势认真得有些笨拙。午后的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落在他睫毛上，泛着浅金色的光。他忽然抬手揉了揉眼睛，动作很轻，像个孩子。

然后我看见了江野的表情。

该怎么形容呢？像冰封的湖面突然裂开一道缝，底下温暖的湖水涌上来。像独自走了很久夜路的人，终于看见了远处的灯火。像……像整个夏天的光，都落进了他眼睛里。

我从未见过他那样的眼神。

不是看我的礼貌，不是看其他女生的疏离，不是看奖状时的空洞。是一种专注的，柔软的，近乎贪婪的凝视。仿佛那个瘦削的背影是什么稀世珍宝，稍不注意就会消失。

我的心脏像被一只手攥紧了。

疼。真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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