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过接近林夏。

假装借笔记，问他数学题，在食堂“偶遇”。他很有礼貌，但总是低着头，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他的手很粗糙，虎口有细小的伤口，指甲修剪得很短。他穿的衣服总有股淡淡的肥皂味，混着一点……药味？

“你身体不好吗？”有一次我问。

他愣了一下，然后摇头：“没有。”

他在说谎。我看得出来。他脸色太苍白，眼下有淡淡的青黑，偶尔会不自觉地扶一下腰。但我不在乎。我只在乎江野看他的眼神。

那种眼神，我求了十几年，从未得到过。

嫉妒是种很可怕的东西。它不像恨那样直接，不像爱那样纯粹。它悄无声息地钻进你的血管里，一点点腐蚀你的理智，让你做出自己都难以置信的事。

比如，把那二十万的事告诉苏晴阿姨。

不是故意的。至少不全是。那天在江家，苏晴阿姨又在抱怨江野为了林夏荒废学业，我脱口而出：“阿姨，江野之前给医院打过一笔钱，二十万，匿名捐的。我猜……是给林夏母亲的。”

说完我就后悔了。

苏晴阿姨的脸色瞬间变了。那种表情我后来在很多商业谈判上见过——冷静，锐利，像一把出鞘的刀。她没说话，只是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水面上的浮叶。

“我知道了。”她说。

三个字。轻飘飘的，却像判了谁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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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生的事，你们都知道了。

苏晴去了汀州，拿出协议，二十万，买断林夏和江野的未来。林夏签了字，拿了钱，然后给江野发了那条“我爱上别人了”的短信。

江野不信。他跑去汀州，在酒吧找到陪酒的林夏，当着他的面把篮球挂件扔进汀江。

“林夏，你赢了。”他说，然后转身离开。

他回到北京，整个人像被抽空了灵魂。剃了寸头，眼神冰冷，接受了和苏晴的安排，开始和我“交往”。

我说“交往”，是因为那真的只是一场表演。他牵我的手，但掌心是凉的；他陪我吃饭，但眼神总是飘向窗外；他甚至在家族晚宴上当众说“我和宋妍在交往”，但说这话时，他看的不是我，而是手里那杯晃动的红酒。

我问他：“江野，你恨他吗？”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恨。”他终于说，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但更恨我自己。”

“为什么？”

“因为……”他低头，看着自己空空的手心，“因为我相信了他那句‘爱上别人’。因为我没发现他病了。因为我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选择了恨他。”

他说这话时，眼眶是红的。但没有眼泪。江野的眼泪，好像在那年夏天就流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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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交往”了三年。

三年里，我看着他一点点变成另一个人——商界新贵，雷厉风行，笑容标准得像量角器量出来的。他学会了在谈判桌上步步紧逼，学会了在慈善晚宴上优雅举杯，学会了把情绪藏进冰山之下，谁也看不透。

只有我知道，他每年夏天都会消失一个月。

第一年，我偷偷跟踪他。他去了汀州，住在书店对面的酒店，每天坐在咖啡馆靠窗的位置，看着“夏天书店”的招牌，从早到晚。他不进去，就只是看着，像信徒仰望圣殿。

第二年，我不跟踪了。我站在他房间门口，手里拿着两份去马尔代夫的机票。

“江野，”我说，“我们出去散散心吧。”

他正在整理行李，头也没抬：“不了，我有事。”

“又是汀州？”

他动作顿了顿，然后继续把衬衫叠进行李箱。“嗯。”

“江野，”我的声音开始发抖，“三年了。你还要守着一个不要你的人守多久？”

他终于抬起头看我。眼神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寒。

“宋妍，”他说，“我们解除婚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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