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头低头看他,挑了挑眉。“哟,还有个小的。小朋友,你爸欠了我们钱,父债子偿,懂不懂?”
“小夏,回屋去。”母亲把他往后拉。
林夏没动。他仰着头,瞪着光头。十岁的孩子,个子只到对方腰部,但眼神很凶,像被逼到墙角的小兽。
“我爸欠的钱,我会还。”他一字一顿地说,“但你们现在吓唬我妈,我就报警。”
光头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报警?小朋友,警察管不了民间借贷,懂吗?我们这是合法债务。”
他推开林夏——动作不算重,但对一个孩子来说已经足够粗暴。林夏踉跄着后退,撞在墙上。母亲惊呼一声,扶住他。
“李姐,”光头的笑容收起来,眼神变得阴沉,“我给你一个月时间。先还十万,剩下的分期。要是还不出来……”他环顾了一下这个简陋的两居室,“这房子虽然破,地段还行,卖了应该能抵个二三十万。”
“不行!”母亲脱口而出,“这房子是我爸妈留下的,不能卖……”
“那就还钱。”光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拍在桌上,“这是借条复印件,你留着看。记住,一个月。要是到时候见不到钱,我们有的是办法。”
说完,他带着两个手下走了。
门关上,屋子里一片死寂。
母亲瘫坐在椅子上,双手捂着脸,肩膀剧烈抖动。她在哭,但没有声音——是那种压抑到极致的、连哭都不敢大声的哭。
林夏走过去,站在她面前。
“妈。”
母亲抬起头,眼睛通红,脸上全是泪。“小夏……对不起……妈妈没用……”
林夏摇头。他拿起桌上那张借条复印件,看着上面父亲歪歪扭扭的签名,和那个触目惊心的数字:600,000。
六十万。
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这是座山。一座看不见顶的山。
但他没有怕。
很奇怪,他真的没有怕。父亲死的时候他没哭,讨债的上门他也没哭。他只是觉得……该做事了。
“妈,”他说,“你一个月工资多少?”
母亲愣了愣:“……两千八。”
“我爸的抚恤金呢?”
“厂里给了三万……但办丧事花了差不多两万,还剩一万。”
林夏在心里快速计算。一个月两千八,一年三万三千六。不吃不喝,要还清六十万,需要……十七年。十七年。
这还不算利息。
“妈,”他又问,“你能打几份工?”
母亲看着他,眼神从茫然慢慢变得清明。她擦了擦眼泪,深吸一口气:“小夏,这些事你不用操心。妈妈会想办法的。你好好读书,考上好大学,以后……”
“我要帮忙。”林夏打断她,“我可以早上送报纸,下午捡瓶子,周末去发传单。我能赚钱。”
“不行!”母亲厉声说,“你还是个孩子!你的任务就是读书!”
“读书和赚钱不冲突。”林夏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个孩子,“妈,我们一起。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快。”
母亲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眼泪又涌出来,但这次,她笑了——很苦的笑,但确实是笑。她伸手,把他搂进怀里,抱得很紧很紧。
“我的小夏……长大了。”
从那天起,林夏的生活变了。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先去报亭取报纸,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挨家挨户送。送完报纸回家,母亲已经做好早饭——通常是粥和咸菜,偶尔有个鸡蛋,一定是给他的。
吃完早饭去上学。他学习很认真,因为知道读书是唯一可能改变命运的路。上课从不走神,作业工工整整,考试永远是前三名。老师喜欢他,同学也喜欢他——虽然他不怎么说话,但谁有不会的题问他,他都会耐心讲。
放学后不回家。先去捡瓶子——学校附近有几个垃圾桶,常有喝完的饮料瓶。一个塑料瓶一毛钱,易拉罐两毛。他每天能捡二三十个,能换两三块钱。
然后去菜市场。母亲在那里有个摊位,卖自己腌的咸菜和酱菜。林夏来了就帮忙收钱、装袋、招呼客人。母亲的手艺好,东西实惠,生意还不错,一个月能赚一千多。
晚上七点收摊回家。做饭,吃饭,洗碗。然后写作业,复习,预习。九点半准时睡觉——因为第二天还要早起。
周末更忙。上午去发传单,一天五十块。下午去帮小区里行动不便的老人买东西、打扫卫生,一次十块二十块不等。晚上继续学习。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
一个月很快到了。光头带着人再次上门。
这次母亲准备好了——她把家里所有能凑的钱都拿了出来:自己的工资,摆摊的收入,林夏赚的零钱,还有从娘家借的五千块。一共八千三百六十二块五毛。
“大哥,”她把钱递过去,手在抖,“这是这个月的。您看……”
光头数了数钱,皱起眉头:“这才八千?说好的十万呢?”
“我们真的尽力了……”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能不能再宽限一点时间,我们一定还……”
光头没说话,只是盯着她看。然后又看了看林夏——孩子站在母亲身后,背挺得笔直,眼神不闪不避。
“行。”光头突然说,“看你们孤儿寡母的,也不容易。这样,每个月八千,先还着。但利息不能少,利滚利,你们自己算清楚。”
母亲松了口气,连声道谢。
光头走了。门关上,母亲瘫坐在地上,捂着脸哭。这次是放声大哭,把一个月来的压力和恐惧都哭了出来。
林夏没哭。
他走过去,蹲在母亲面前,轻轻拍她的背。“妈,别怕。我们会还清的。”
母亲抬起头,透过泪眼看他。“小夏……妈妈对不起你……别的孩子都在玩,你却在赚钱……”
“我不需要玩。”林夏说,“我需要我们活下去。”
活下去。
三个字,很重,但很实在。
日子就这样继续。像一台生锈但还在运转的机器,吱呀吱呀地往前走。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
林夏十二岁那年,母亲病了。
其实她一直身体不好——太累了。打三份工:白天在纺织厂,晚上摆摊,凌晨起来做酱菜。每天睡不到五个小时,吃的是最便宜的饭菜,穿的是别人给的旧衣服。
但她从不说累。
直到那天早上,她在厨房里晕倒了。
林夏听见响声冲进去,看见母亲倒在地上,脸色惨白,额头磕在灶台边,流了血。他吓坏了,但没慌——这些年,他已经学会了不慌。他打了120,然后给邻居阿姨打电话求助。
救护车来了,母亲被送进医院。
检查结果出来:贫血,营养不良,外加……早期肾病。
“你母亲有肾病家族史吗?”医生问。
林夏摇头。他不知道。父亲那边没有,母亲娘家……他没见过外公外婆,他们很早就去世了。
“可能是遗传,也可能是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导致的。”医生叹气,“她现在需要休息,需要营养,需要治疗。如果再这样下去,会发展成尿毒症。”
尿毒症。
三个字,像三记重锤,砸在林夏心上。
他想起父亲。想起那个躺在病床上、瘦得脱形的男人。想起那些针眼,那些瘀斑,那些绝望的哭声。
不。
不能让母亲也变成那样。
绝对不行。
母亲醒了。看见林夏坐在床边,她第一反应是:“今天上学迟到了吗?作业写完了吗?”
林夏摇头。“妈,医生说你需要休息。”
“我没事。”母亲想坐起来,但没力气,“就是有点累,睡一觉就好了。咱们回家吧,住院费太贵了……”
“我们不住院。”林夏说,“但你要答应我,从今天起,只打一份工。摆摊的钱够我们生活了,纺织厂那边,辞掉。”
“那怎么行!”母亲急了,“纺织厂一个月两千多呢,我们还债……”
“债我来还。”林夏打断她,“我已经十三岁了,我可以打更多工。但你不能再累了。如果你也倒下了……”他停住,没说完。
但母亲懂了。
她看着儿子。十三岁的少年,个子已经比她高了,但还是很瘦,脸上没什么肉,显得眼睛很大,很黑。那双眼睛里,有担忧,有坚定,还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沧桑。
“小夏……”她伸手,摸了摸他的脸,“妈妈拖累你了。”
“没有。”林夏握住她的手,“我们是互相支撑。”
互相支撑。
就像两棵长在一起的树,根须纠缠,枝叶相触。一棵倒了,另一棵也活不成。所以必须都站着,都必须活下去。
从那天起,林夏更拼了。
他接了更多的活:早上送报纸,下午去五金店搬货——老板看他年纪小,但肯干,不偷懒,就留下了他,一小时十块。晚上去补习班打扫卫生,等学生们都走了,他还可以蹭着听会儿课——数理化他基本能听懂,英语差一点,但也在努力学。
周末全天打工:上午发传单,下午去餐馆洗碗,晚上去夜市帮人看摊位。
一天的时间被塞得满满当当,睡觉成了奢侈品。但他不觉得苦——或者说,苦已经成了常态,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他只是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想起父亲。
想起那个说“我怕死”的男人。
林夏不怕死。真的不怕。他甚至觉得,死可能是一种解脱——不用再还债,不用再看母亲劳累,不用再每天睁开眼就想着今天要赚多少钱。
但他不能死。
因为母亲还需要他。因为债还没还清。因为他答应过父亲,要活成一棵树。
所以他要活着。
用力地活着。
哪怕根须已经扎进最贫瘠的土壤,哪怕枝叶已经枯黄,哪怕风雨随时可能把他折断——他也要站着。
站着。
这是他对命运唯一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