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那年的夏天，热得不正常。
蝉鸣像疯了一样，从清晨叫到深夜，声嘶力竭，仿佛知道这个夏天结束后，有些东西就再也回不来了。林夏坐在县医院走廊的塑料椅上，脚够不着地，悬在半空，一下一下地晃。白炽灯管嗡嗡作响，灯光惨白，照得墙壁上的污渍无所遁形——黄色的，褐色的，像干涸的血，又像别的什么。
空气里是消毒水的味道。很浓。浓得他每次呼吸都觉得喉咙发紧，像有双无形的手在轻轻扼住他的气管。他不喜欢这个味道，从来都不喜欢。但最近半年，他几乎每天都要闻——从学校放学，背着书包直接来医院，坐在这个位置上，等。
等什么？
等医生从病房里出来，说“今天情况稳定”。或者等母亲从里面出来，眼睛红红的，却还要挤出一个笑，说“小夏饿不饿，妈给你买包子去”。又或者——这个念头他不敢多想，像碰到烫手的炉子一样飞快缩回——等最后的消息。
走廊尽头那扇门开了。
林夏的脚停住，悬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看见母亲走出来，步子很慢，像腿上绑了铅块。她走到他面前，蹲下——这个动作她做得很艰难，膝盖发出轻微的“咯”声。
“小夏。”母亲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扰什么。
林夏看着她。母亲今年才三十五岁，但看起来像四十五。不，五十。眼角的皱纹很深，头发里已经有不少白发，在灯光下泛着银色的光。她的手伸过来，摸了摸他的脸。手指很凉，带着医院特有的寒气。
“爸……”林夏开口，声音哑了。
“爸想见你。”母亲说，然后停顿了一下，像是在积攒勇气，“最后一面。”
最后一面。
三个字。像三根针，扎进十岁孩子的心脏。不疼——或者说，疼得太快，太尖锐，反而麻木了。林夏只是点点头，从椅子上滑下来，跟着母亲往病房走。
走廊很长。长得像永远走不到头。两边的病房门都关着，但能听见里面的声音——咳嗽声，呻吟声，仪器滴滴的声音。这些声音混在一起，成了背景音，成了他童年记忆里最常出现的配乐。
父亲住的是一间双人病房。但另一张床空着——上一个病人上周走了，还没安排新的进来。窗帘拉着，只开了一盏床头灯，昏暗的光线下，父亲躺在病床上，瘦得脱了形。
林夏站在门口，不敢进去。
他记得半年前的父亲——虽然也瘦，但还能走路，还能笑，还能摸着他的头说“我儿子以后肯定有出息”。现在躺在床上的这个人……是谁？脸颊凹陷，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嘴唇是灰白色的。只有那双眼睛，还睁着，看见他，微微动了一下。
“小夏……”父亲的声音像破风箱，嘶哑，微弱。
母亲轻轻推了推他的背。林夏慢慢走进去，走到床边。消毒水的味道更浓了，混合着药味，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腐败的味道。生命正在流失的味道。
“爸。”他喊了一声。
父亲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那只手……林夏屏住呼吸。手背上全是针眼，青紫色的瘀斑一片连着一片，皮肤薄得像纸，能看见下面凸起的血管。手指颤抖着，慢慢抬起来，想要碰他。
林夏主动伸出手，握住那只手。
凉的。像冰块。
“小夏……”父亲又喊了一声，然后开始咳嗽。不是普通的咳嗽，是那种从肺深处涌上来的、撕心裂肺的咳，咳得整个身体都在痉挛，咳得脸涨成青紫色。母亲赶紧按呼叫铃，护士冲进来，调整氧气，注射药物。
忙乱了几分钟，父亲才平复下来，呼吸依然急促，胸口剧烈起伏。
“你们都出去。”他对母亲和护士说，“我想和小夏……单独说说话。”
母亲看着他，眼睛红了，但还是点点头，和护士一起退出去，轻轻带上门。
病房里只剩下父子两人。
安静。可怕的安静。只有氧气机规律的嘶嘶声，和父亲粗重的呼吸声。林夏站在床边，手还被父亲握着。那只手在发抖，很轻微，但持续不断地抖。
“小夏，”父亲开口了，声音比刚才更弱，“爸对不起你。”
林夏摇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十岁的孩子，词汇量有限，感情更有限。他只知道难过——心里堵得慌，像塞了一团湿棉花，沉甸甸的，又闷又痛。
“爸这个病……”父亲停了一下，喘了几口气，“叫尿毒症。治不好的。除非换肾。但肾源难找……钱也……”他没说完，但林夏懂了。
钱。这个字从他有记忆起，就是家里的魔咒。父亲生病前在建筑工地干活，收入不稳定。母亲在纺织厂，三班倒，工资微薄。生病后，积蓄很快花光，开始借钱。亲戚，朋友，同事。借到后来，没人再接他们的电话。
“爸不想死。”父亲突然说，声音里带着哭腔，“真的……小夏，爸怕死……”
林夏的眼泪掉下来。一颗，两颗，砸在父亲的手背上。他第一次看见父亲哭——这个曾经把他扛在肩上看烟花的男人，这个教他骑自行车的男人，这个说“男孩子不许哭”的男人，现在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哭得像个孩子。
“可是……”父亲喘得更厉害了，“可是爸撑不住了……太疼了……每天透析……针扎进去……拔出来……疼……”
他松开林夏的手，双手捂住脸，肩膀剧烈抖动。压抑的、破碎的哭声从指缝里漏出来，像受伤的动物在哀嚎。
林夏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眼泪不停地流，但他没出声。他只是看着父亲，看着这个正在崩溃的男人，心里某个地方慢慢裂开一条缝。
裂缝里涌出来的，不是悲伤。
是恐惧。
原来大人也会害怕。原来父亲也会哭。原来死亡不是遥远的概念，不是电视里演的别人的故事，它就站在这里，站在这个病房里，站在父亲床前，冷冷地看着他们。
哭声渐渐停了。
父亲把手放下，脸上全是泪痕，但眼神却平静了一些。他看向林夏，眼神很复杂——有愧疚，有不舍，有绝望，还有一丝……解脱？
“小夏，”他深吸一口气，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爸走后……你要照顾好妈妈。她身体也不好……你要听话，要争气，要……”
他停住了。
因为林夏开口了。
“爸。”十岁的孩子，声音稚嫩，但很清晰，“你是不是……去赌钱了？”
空气凝固了。
父亲的眼睛猛地睁大，瞳孔收缩，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发不出声音。
“我听见妈妈打电话。”林夏继续说，眼泪还在流，但声音很平静，“她说……你把借来看病的钱……输光了。她说……六十万。”
六十万。
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这是个天文数字。他不知道六十万具体能买什么，但他知道，这够父亲透析很多很多次，够买很多很多药，够……也许够换一个肾。
“小夏……”父亲的声音在颤抖，这次不是因为病痛，是因为别的，“爸……爸只是想……赢一点……就一点……赢了就能还债……就能治病……爸真的……”
他说不下去了。
因为林夏看着他，那双眼睛里没有谴责，没有愤怒，甚至没有失望。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不属于十岁孩子的……理解。
“我知道。”林夏说，“爸只是怕死。”
父亲愣住了。
然后，这个躺在病床上、被病痛折磨了半年的男人，突然嚎啕大哭。不是刚才那种压抑的哭，是彻底的、崩溃的、撕心裂肺的哭。他哭得浑身发抖，哭得氧气面罩都歪了，哭得护士又冲进来。
林夏被母亲拉出病房。
走廊里，母亲蹲下来抱住他，抱得很紧很紧。“小夏……小夏……”她不停地喊他的名字，声音哽咽，“对不起……妈妈对不起你……不该让你听到那些……”
林夏没说话。
他只是把脸埋在母亲肩窝里，闻着她身上洗衣粉的味道——很廉价的那种，柠檬香，但很干净。这个味道比消毒水好闻多了。他闭上眼睛，脑海里却还是父亲的脸。
那张写满恐惧和愧疚的脸。
那张因为怕死而去赌钱、结果输掉一切的脸。
那张……正在死去的脸。
三天后，父亲走了。
凌晨三点十七分，心电图变成一条直线。医生宣布死亡时间，护士拔掉管子，母亲趴在床边哭晕过去。林夏站在角落里，看着这一切，像在看一场无声的电影。
葬礼很简单。来的人不多，花圈稀稀拉拉摆了几个。母亲穿着一身黑，不停地对来吊唁的人鞠躬，说“谢谢”。林夏也穿着黑衣服——是母亲的旧衣服改的，有点大，袖口挽了好几道。
他跪在灵堂前，看着父亲的遗像。照片是几年前拍的，父亲还健康，还笑着，眼睛里有光。现在这个人躺在棺材里，化了妆，脸色红润得不真实。
“小夏。”一个远房亲戚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以后你就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了。要坚强，要照顾好妈妈。”
林夏点点头。
他没哭。从父亲去世到现在，一滴眼泪都没掉。母亲担心，悄悄问医生，医生说可能是创伤应激反应，让孩子静静，别逼他。
静静。
林夏很安静。安静得不像个十岁的孩子。他帮忙接待客人，帮忙摆供品，帮忙烧纸钱。动作机械，眼神空洞。
直到晚上，所有人都走了，灵堂里只剩下他和母亲。香烛还在烧，烟雾袅袅，把父亲的遗像笼在一片朦胧里。母亲累极了，靠在椅子上睡着了，眼角还挂着泪痕。
林夏站起来，走到棺材前。
棺材还没钉死，盖子虚掩着。他踮起脚，用力推开一条缝。里面，父亲穿着不合身的寿衣，双手交叠放在胸前，闭着眼，像睡着了。
“爸。”他轻声说。
没有回应。
“我不会恨你。”他说，“我知道你只是怕死。”
依然没有回应。
“但我不会像你一样。”他继续说，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很清晰，“我不会怕。我会活下去。我会照顾好妈妈。我会还清那六十万。”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出最后一句：
“我会活成一棵树，不是草。草太容易枯了。”
说完，他合上棺材盖。
转身，走回母亲身边，把滑落的外套重新披在她肩上。然后坐下，看着父亲的遗像，看了很久很久。
窗外的蝉还在叫。
夏天还在继续。
只是有些东西，永远地结束了。
父亲走后第三天，讨债的人上门了。
是个下午，林夏正在写作业——学校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他不能落下功课。母亲在厨房里择菜，准备做晚饭。敲门声响起，很响，很不客气。
母亲擦了擦手去开门。
门一开，外面站着三个男人。为首的是个光头，脖子上挂着金链子，胳膊上有纹身。后面两个年轻些，眼神不善。
“李秀芳是吧？”光头开口，声音粗哑，“你老公江建国欠的钱，该还了。”
母亲脸色白了白，但还算镇定。“几位大哥，建国刚走，家里实在……”
“少来这套！”光头打断她，“人死债不消，懂不懂？六十万，连本带利，现在七十万了。什么时候还？”
“我……”母亲的声音开始发抖，“我现在真的没有……能不能宽限一段时间，我打工慢慢还……”
“慢慢还？”光头笑了，是那种很冷的笑，“李姐，不是我不讲情面。我们这钱也是从别人那儿借的，要利息的。你慢慢还，我们吃什么？”
他往前一步，逼近母亲。林夏从房间里冲出来，挡在母亲面前。
“你们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