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中的老校区要拆了。

消息是上个月传来的，江野正在开董事会，助理把手机递过来，屏幕上是一则本地新闻推送——《九中旧址改造计划启动，承载三十年记忆的校园即将谢幕》。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久到会议室里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看着他。然后他说：“散会。”

就这么两个字。

现在他站在这里。八月的午后，太阳毒辣辣地晒着，把操场的塑胶跑道晒出一股橡胶味。篮球场已经破败不堪，篮筐歪斜，篮板上的油漆剥落，露出底下发灰的水泥。围墙上用红色油漆写着大大的“拆”字，圆圈圈着，像某种判决。

他穿了一身黑——不是刻意的，只是习惯。黑色衬衫，黑色长裤，站在空荡荡的球场中央，像个误入废弃舞台的演员。

闭上眼睛。

蝉鸣声瞬间涌进来，铺天盖地。不是现在的蝉鸣，是十五年前的蝉鸣——更响亮，更密集，像要把整个夏天都喊破。他看见18岁的自己，穿着7号球衣，在这片场地上奔跑，投篮，汗水在阳光下闪着光。看见林夏坐在看台角落，穿着洗白的T恤，抱着书包，眼睛很亮，亮得像盛满了整个夏天的光。

“林夏。”他轻声说，对着空气，“我回来了。”

没有回应。只有风吹过空看台的声音，卷起几片落叶，打着旋儿。

他走到三分线外，弯腰，从地上捡起一颗不知是谁遗落的旧篮球。皮面已经开裂了，气也不足，握在手里轻飘飘的。他拍了两下，砰砰的声音在空荡的球场上回响。然后抬手，投篮。

球划出一道弧线。

没进。砸在篮筐边缘，弹开了，滚到场边。

他笑了。笑出声。笑着笑着，眼眶就热了。他想起那年篮球赛，他绝杀三分，全场沸腾，他冲下看台把林夏抱起来转圈。林夏吓呆了，书包掉了，文具撒了一地。那时候林夏多轻啊——虽然本来就瘦，但至少还有重量，还有温度，还会脸红，还会推开他说“你疯了”。

现在呢？

现在林夏躺在槐树下，只剩一把灰。轻得风一吹就能散。

江野在原地站了很久。太阳慢慢西斜，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长得几乎要延伸到看台上，延伸到那个林夏曾经坐过的位置。他走过去，在看台上坐下，塑料座椅被晒得发烫，透过裤子布料传来灼热的温度。

从口袋里掏出烟，点上。

烟是早就戒了的——或者说，自以为戒了。但最近又开始抽了。医生说不好，他说知道。知道不好，但还是抽。就像知道活着不好，但还是活着。一种惯性。

他抽完一支，又点一支。第三支抽到一半时，幻觉出现了。

不是第一次了。这些年，他经常看见幻觉——在书店里整理书架时，余光瞥见林夏在柜台后低头算账；在厨房煮面时，听见身后有轻微的咳嗽声；在槐树下睡着时，感觉有人给他盖毯子，手指很凉。

但这次的幻觉特别清晰。

他看见林夏从球场那头走过来。还是18岁的样子，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T恤，手里抱着书包，走得很慢，低着头，像在数地上的砖缝。走到场边时，林夏抬起头，看向他。

笑了。

眼睛弯起来，嘴角上扬，露出一点点牙齿。很干净的笑，像雨后初晴的天空。

江野的心脏猛地一缩。

他站起来，想走过去，想伸手碰碰那张脸——哪怕知道是假的，哪怕知道一碰就会散。但他没动。只是站在原地，看着。看着林夏对他挥挥手，然后转身，消失在球场另一头的树影里。

幻觉消失了。

球场还是那个球场，空荡荡的，只有他一个人，和满地落叶。

他掐灭烟，弯腰捡起那颗旧篮球，抱在怀里。皮面粗糙，裂缝硌着手心。他抱着它，就像当年抱着林夏——很轻，很小心，怕碎了。

然后他转身，离开。

走到校门口时，他回头看了一眼。夕阳把整座校园染成金色，教学楼玻璃窗反射着刺眼的光。他想起荣誉墙上自己的照片——早就被撤下了吧，换成更年轻的脸，更耀眼的成绩。就像林夏一样，被时间抹去痕迹，只活在某个人的记忆里。

他走出校门，沿着街道慢慢走。街上很热闹，放学的高中生三三两两，骑着自行车，说笑着，打闹着。有个男孩穿着7号球衣，从他身边跑过，带起一阵风。

江野停下脚步，看着那个男孩的背影。

忽然觉得累。

很累很累，累得几乎站不住。他靠在路边的梧桐树上，手抵着树干，大口喘气。胸口闷得慌，像压了块石头。眼前开始发黑，视野边缘泛起白光。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很快，很乱，像要挣脱胸腔跳出来。

然后，他倒了下去。

倒在人行道上，倒在梧桐树的阴影里，倒在八月的蝉鸣声中。

最后看见的，是头顶摇晃的树叶，和透过树叶缝隙漏下来的细碎阳光。

醒来时在医院。

白墙，白床单，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他睁开眼，看见天花板上的吸顶灯，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他想坐起来，手刚撑起身体，就被人按住了。

“别动。”

是医生，五十多岁，戴着眼镜，表情严肃。

江野看着他，没说话。他感觉浑身无力，骨头像散了架，肌肉酸疼。喉咙发干，想喝水。

护士递过来一杯水，他接过，小口小口地喝。水温刚好，不烫不凉。喝完，他把杯子放下，看向医生：“我怎么了？”

医生翻开手里的病历夹，推了推眼镜：“检查结果出来了。”顿了顿，“遗传性肾病。早期。”

江野愣住了。

他盯着医生，盯着那张严肃的脸，盯着病历夹上密密麻麻的字。然后，他笑了。先是低笑，接着变成大笑，笑得肩膀发抖，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护士吓坏了，想过来扶他，医生抬手制止了。

“江先生……”医生欲言又止。

江野还在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笑得咳嗽起来。咳了好一阵，才慢慢停下来。他抹了抹眼角的泪，看着医生：“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遗传性肾病。”医生重复，声音很平静，“早期。肌酐值偏高，尿蛋白两个加号。需要进一步检查，确定分型，然后制定治疗方案。现在还是早期，控制得好，不影响正常生活……”

“不用了。”江野打断他。

医生愣住：“什么？”

“我说，不用治疗。”江野坐起来，靠在床头，语气轻松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就这样吧。”

“江先生，这不是开玩笑。”医生皱眉，“这是肾病，不及时治疗会发展成肾衰竭，需要透析，甚至换肾……”

“我知道。”江野笑了，笑得有点无奈，有点讽刺，“我知道得很清楚。”

医生看着他，看了很久，眼神从困惑到理解，再到一种复杂的怜悯。他大概猜到了什么——毕竟江野是名人，毕竟那些传闻多多少少传到了医院里。关于书店，关于墓碑，关于那个死在二十九岁的少年。

“是因为……林夏先生吗？”医生轻声问。

江野没回答。他只是看着窗外，看着窗外那棵梧桐树，看着树叶在风里摇晃。阳光很好，透过玻璃窗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一切都生机勃勃。一切都和他无关。

“医生，”他忽然开口，“你说，命运是不是很会开玩笑？”

医生沉默。

“它让我遇见林夏，爱上林夏，失去林夏。”江野的声音很轻，轻得像在自言自语，“然后，在我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它告诉我——你看，你也要得这个病了。你也要经历他经历过的所有痛苦。透析，恶心，呕吐，消瘦，最后死掉。像某种迟来的惩罚，或者……某种扭曲的恩赐？”

医生还是沉默。

江野转过头，看着医生，笑了：“帮我办出院吧。我不治了。”

“江先生……”

“真的不治了。”江野语气很坚决，“我累了。活累了。”

医生看着他，看了很久很久。最终，叹了口气，在病历上写了什么，合上病历夹。“我给你开点药，至少先控制一下。如果你改变主意……”

“不会改变的。”江野说。

医生走了。病房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和窗外的阳光，和梧桐树的影子。他拿出手机，解锁。屏保还是那张照片——林夏在台灯下讲题，侧脸柔和，睫毛很长。他盯着看了很久，然后用指尖轻轻摩挲屏幕，像在摩挲那人的脸颊。

“林夏，”他轻声说，“你看，我也要来了。”

手机屏幕暗下去，映出他自己的脸——三十四岁，眼角有细纹，鬓角有白发，眼神疲惫得像活了八十年。

他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无声地滑下来。

回到汀州是三天后。

他没告诉任何人，包括店员小周。只是像往常一样，推开书店的门，风铃叮铃铃响。猫“野”从柜台后窜出来，蹭他的裤腿。他弯腰把它抱起来，猫很重，毛很软，在他怀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饿了吧？”他问，声音很轻。

猫“喵”了一声。

他放下猫，去厨房开了个罐头。猫埋头吃，尾巴高高翘起。他看着，看了很久。然后转身，上楼。

二楼的小房间还保持着林夏离开时的样子——如果“离开”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死亡的话。床单是林夏喜欢的浅蓝色，洗得发白，但很干净。书桌上放着一盏台灯，灯罩是林夏自己用旧报纸糊的，边缘有点破损。书架上摆满了书，大部分是林夏读过的，书脊上贴着标签，写着分类。

江野在书桌前坐下，拉开抽屉。

里面是三个铁盒——林夏留下的。他之前只打开了第一个，看了日记。现在，他拿出第二个铁盒，打开。

里面装的是林夏的治疗记录。从2012年到2014年，整整三年，每一次透析，每一次化验，每一次抢救。纸张已经泛黄了，字迹有些模糊，但还能看清。林夏的字很工整，在每一页的空白处都写了备注，用的是铅笔，字很小，像怕被人看见。

江野一页页翻着。

“2012.11.3 第一次透析。针扎进去的时候很疼，但忍住了。想江野。”

“2013.2.14 情人节。江野发短信说‘节日快乐’。没回。不敢回。”

“2013.7.15 今天咳血了。医生说情况不好。想给江野打电话，拨了号码，又挂了。不能拖累他。”

“2014.4.5 清明。去看了妈。坟头草长得很高。我大概也快了。”

“2014.6.1 儿童节。书店来了很多孩子，很开心。晚上吐了，全是血。猫‘野’在旁边看着，一直叫。”

“2014.7.22 明天去大理。江野说要带我去看洱海。最后一次了。”

翻到最后一页，日期停在2014年7月23日。是林夏上飞机前写的，只有一行字：

“江野，对不起，又骗了你。这次是真的要走了。”

江野盯着那行字，盯了很久。然后他拿出第三个铁盒——最小的那个，他一直没勇气打开。

现在，他打开了。

里面没有日记，没有治疗记录，只有一些零碎的东西：一支用秃了的铅笔，几张电影票根（日期都是2015年以前的），一个钥匙扣（已经生锈了），还有一张折叠得很整齐的纸。

他展开那张纸。

是林夏的笔迹，但写得很乱，像是手抖得厉害，勉强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