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

医院走廊的灯光白得刺眼，像手术刀片反射的光。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化不开，混着某种隐约的腐烂气息——是死亡的味道。江野知道，他太熟悉了。

他趴在病床边，手还握着林夏没打完的点滴管。塑料管里，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缓慢得像个玩笑。他数着，数到一百二十三下时，感觉到指尖下的皮肤动了动。

江野猛地抬头。

林夏醒了。眼睛睁开一条缝，瞳孔涣散，没有焦点。他看了天花板很久，然后很慢、很慢地，转向江野。嘴角扯了扯，像想笑，但没力气。

“……还敢醒？”江野听见自己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话。他应该生气，应该骂人，应该质问林夏为什么那么做——为什么吃药，为什么放弃，为什么总是骗他。

但他什么都没说出口。

他只是握着林夏的手，握得很紧，紧到能感觉到那细弱的脉搏，一下，一下，像随时会停的钟摆。

林夏看着他，眼睛里有种奇异的平静——那种经历过大痛苦、大绝望之后，反而什么都不在乎了的平静。他张了张嘴，声音轻得像羽毛：

“对不起。”

三个字。

江野的眼泪掉下来。滚烫的，砸在林夏手背上。他低下头，额头抵着床沿，肩膀开始颤抖。不是哭出声的那种，是压抑的、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抽泣。

“你他妈……”他咬着牙，“你他妈再敢死，我就陪你死。林夏，我说到做到。”

林夏没说话。他只是抬起另一只手——那只插着留置针的手，动作很慢，像在对抗某种无形的阻力。手指碰到江野的头发，很轻地，摸了摸。

像安抚一只受伤的动物。

“江野，”他轻声说，“我活不了了。”

“那就一起活。”江野抬起头，眼睛通红，“能活一天是一天。你听见没有？一天，一个小时，一分钟——我都要。”

林夏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很轻地点了点头。

“好。”他说。

就一个字。

但江野知道，这是承诺。林夏给他的，最后一个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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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江野办出院手续。

医生不同意，说林夏现在的情况根本不适合移动——血肌酐值飙到一千二，血红蛋白只有六克，电解质紊乱，随时可能心衰。但江野坚持。他签了免责声明，租了全套的医疗设备，雇了随行护士。

“去哪？”林夏坐在轮椅上，身上盖着薄毯。他瘦得几乎只剩骨架，毯子下的身体几乎看不出起伏。

“云南。”江野蹲下来，帮他整理毯子，“洱海。你不是一直说，想去看看？”

林夏愣了愣。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高中某个夏夜，他们躺在出租屋的凉席上，热得睡不着。林夏说，听说云南的洱海很美，水是蓝色的，天也是蓝色的，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水。江野说，等高考完带你去。林夏笑了，说好啊。

然后他们分开了。

然后三年。

然后现在。

“医嘱呢？”林夏问。

“医嘱算个屁。”江野站起来，推着轮椅往外走，“老子要带你去看洱海。”

医院大厅人来人往。有人哭，有人笑，有人拿着化验单发呆。江野推着林夏穿过人群，阳光从玻璃门外照进来，在地面上投下明晃晃的光斑。林夏眯起眼睛——太久没见这么亮的阳光了。

“江野。”他忽然开口。

“嗯？”

“如果……我是说如果。”林夏的声音很轻，“如果我在路上……”

“没有如果。”江野打断他，推着他走出大门。

风很暖。

已经是夏天了。真正的夏天。路边的梧桐树叶子绿得发亮，蝉在叫，声嘶力竭的。阳光照在身上，有温度——林夏几乎忘了阳光是有温度的。

江野把他抱上车。很小心，像抱一个易碎的瓷器。随行护士跟上来，调试氧气瓶，检查输液泵。车子启动，驶出医院，汇入车流。

林夏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

城市在后退。高楼，街道，行人，红绿灯。一切都在后退，像他的人生——正在加速倒退，退向某个终点。他不知道终点是什么，但奇怪的是，他不怕了。

也许是因为江野在。

也许是因为，这是去洱海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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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上，林夏吐了三次。

不是晕机——是肾功能衰竭引起的恶心。他趴在呕吐袋上，干呕，什么都吐不出来，只有黄色的胆汁和血丝。江野拍他的背，递水，擦嘴，动作熟练得让人心疼。

空乘过来问需不需要帮助，江野摇摇头：“没事。”

但他握着林夏的手在抖。

林夏感觉到了。他反握住江野的手，很轻地捏了捏。“真没事。”他声音虚弱，但带着笑意，“就是有点……晕。”

“睡吧。”江野说，“到了我叫你。”

林夏闭上眼睛。机舱里很吵——引擎的轰鸣，小孩的哭闹，后排乘客的谈话声。但他却觉得，这是很久以来，最安静的时刻。

因为他知道，江野在。

江野会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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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的天，蓝得不真实。

像有人用最纯的颜料，泼洒出来的那种蓝——没有一丝杂质，没有一片云。阳光直射下来，晒得皮肤发烫。空气里有花香，有草香，有远处苍山飘来的、清冽的雪水气息。

江野租了间海景客栈。不是最豪华的，但位置很好——二楼，阳台正对着洱海。推开窗，就是一片无垠的蓝。水天一色，分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天。

林夏已经走不动了。

从停车场到房间，几十米的距离，他需要江野背。趴在江野背上时，他能听见江野的心跳——很快，很重，像在害怕什么。他把脸贴在江野颈窝，轻声说：“你心跳好快。”

“怕你摔着。”江野说，声音闷闷的。

“不会。”林夏说，“你不会让我摔着。”

江野的脚步顿了顿。然后，很轻地“嗯”了一声。

房间很干净。木质地板，白色窗帘，一张大床正对着落地窗。江野把林夏放在床上，拉开窗帘——整面玻璃墙，外面就是洱海。午后阳光洒在水面上，碎成千万片晃眼的金鳞。

“美吗？”江野问。

林夏点点头。他靠在床头，看着那片蓝，看了很久。然后说：“像做梦。”

“不是梦。”江野坐到他身边，握住他的手，“是真的。林夏，这是真的。”

林夏转过头，看着他。

江野瘦了。脸颊凹陷，眼下有浓重的黑眼圈，下巴冒出青色的胡茬。这三天，他没怎么睡——林夏知道。每次半夜醒来，都看见江野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眼睛盯着监护仪上的数字。

像在跟死神谈判。

“江野。”林夏轻声叫他。

“嗯？”

“谢谢你。”

江野笑了。很淡的笑，但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谢什么？”他说，“我又不是白带你来的。你得陪我看日出，看日落，看星星——把这些年的，都补上。”

林夏也笑了。“好。”

然后他闭上眼睛，真的睡着了。

江野没动。他就坐在那里，握着林夏的手，看着窗外的洱海。阳光一点点西斜，水面从金色变成橙色，又从橙色变成暗红。风吹过，掀起细碎的波纹，像谁在叹息。

他想起十八岁的那个夏天。

想起篮球场，想起食堂，想起暴雨夜，想起江边的烟火。想起林夏说“我不能去北京”，想起林夏说“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想起林夏说“江野，我恨你”。

如果那时，他再坚持一点呢？

如果那时，他看穿了林夏的谎言呢？

如果那时，他没有扔掉那枚挂件呢？

没有如果。

江野低下头，吻了吻林夏的手背。皮肤很凉，几乎没有温度。但他还是吻了很久，像在举行某种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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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洱海的日子，过得很快。

又很慢。

林夏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肾衰竭晚期，身体极度疲惫，连呼吸都是一种消耗。他每天清醒的时间不超过四小时，而这四小时里，又有一半在呕吐，在疼痛，在呼吸困难。

但他不说。

江野知道。江野什么都知道——看他紧皱的眉头，看他咬破的嘴唇，看他疼得蜷缩起来时，那无声的颤抖。但江野也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