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莫一沙十岁了，还没有名字。

“莫一沙”这三个字，并不是属于他的名字，而是属于另一个人，只是被他所“占用”了。

十岁之前，他都在乡下的一间隐蔽的房子里，跟他原来的母亲住着。土坯墙漏风，冬天就裹着母亲缝的旧棉袄，就着咸菜喝稀粥，可母亲的手永远是暖的，会在他写字时轻轻抚过他的发顶，会在他上山割草晚归时，端着一碗温热的米汤在门口等他。那些日子，心里是踏实而慰藉的，像揣着一块温吞的炭火，哪怕微弱，也能驱散寒意。

后来，母亲生病了，起初只是偶尔咳嗽，脸色有些苍白，她总说“没事，熬一熬就过去了”，不肯花一分钱去镇上的诊所。

可病情越拖越重，撑了两年，她彻底卧在了床上，他看着母亲清秀的脸庞慢慢像枯败的菜叶，喉咙里总发出细碎而痛苦的呻吟，连抬手摸他脸颊的力气都渐渐没有了。

他隔三差五就跑去镇上请医生，医生来看过几次，摇着头说“得去城里的大医院，拖不得”，可他翻遍了家里的角落，只找到几块皱巴巴的零钱，连医生的出诊费都快付不起。

他又去求街坊邻里，求那些上山采草药的老人，搜罗来各种各样的偏方，有的苦涩难咽，有的怪异刺鼻，他都小心翼翼地煎好，端到母亲嘴边，哄着她一口一口喝下。

家里的小药炉就放在灶台边，不分昼夜地煎着药，袅袅的药烟缠绕在土坯墙上，那股草药的苦涩气息，渗进了墙壁的缝隙里，渗进了他的衣服发丝里，成了那段日子最深刻的印记。

他甚至觉得，连空气里都飘着化不开的苦，苦得他喉咙发紧，却不敢在母亲面前皱一下眉。

可惜母亲始终不肯去医院，哪怕他跪在床前，额头磕得通红，苦苦哀求着“妈，我们去医院吧，我以后一定好好干活，我们一直在一起好不好”，母亲也只是闭着眼，泪水从眼角滑落，落在枕头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她仿佛在用这样的方式惩罚自己，惩罚那个藏在心底、不肯言说的秘密，也惩罚着这个被她带到世上、却没能给过他安稳的孩子。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眼里的光芒一点点暗淡下去，从最初的温柔，到后来的疲惫，再到最后的空洞，像燃尽的烛火，彻底地熄灭在某个清冷的夜晚。

很多个深夜，他坐在母亲的床边，握着她冰冷的手，一遍遍想，为什么他不能留下母亲，为什么母亲宁愿选择解脱，也不愿再陪他走一段路。他不懂，那些藏在母亲眼底的哀怜与愧疚，那些她不肯说出口的过往，到底是什么。

母亲教会了他很多事情。她用捡来的旧课本，一笔一划地教他认字；她带着他上山，教他辨认哪些植物能吃，哪些能治病，哪些是有毒的，说“靠山吃山，要懂山的规矩”。她会把家里仅剩的半袋米，分一半给隔壁独居的阿婆，说“远亲不如近邻，能帮就帮”。遇到街上欺负他的孩子，她不会让他忍气吞声，而是握着他的手，教他握紧拳头，说“人可以穷，但不能软，要守住自己的底气”。逢年过节，她酿了甜酒，总会叫上隔壁的小阿妹一起来喝，说“日子再苦，也要有烟火气，也要懂得分享”。

他原来的母亲，是个温柔到骨子里的人，对世界的一切都带着善意，对路边的流浪猫，对田里的庄稼，都格外温柔。可是，唯独对他，对她自己，格外残忍。她把所有的苦难都自己扛着，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旁人，却让自己的孩子，早早地体会了离别与绝望。

母亲去世的那个夜晚，天很冷，窗外刮着呼啸的风，吹得窗户纸哗哗作响。母亲醒了过来，精神比往常好了一些，眼神却异常清明，她用哀怜又怨恨的复杂目光看着他，看了很久很久，仿佛要把他的样子刻进骨子里。那目光里，有不舍，有愧疚，有怨恨，还有一丝他读不懂的释然。

看到他的眼泪砸在床沿上，母亲伸出枯瘦的手，轻轻擦了擦他的脸颊，声音微弱却坚定：“别哭，眼泪是没有用的。这世上有一件事叫做坚持，你已经极尽自己所能，做得很好了；还有一件事情，叫接受，有些事情，无论你多努力，都无能为力，只能学着接受。”

“所以我并不会祝福你快乐，因为人生本苦，苦才是常态。可是，我想祝福你清醒，永远知道什么时间该干什么样的事，知道怎样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苦日子里熬出甜，知道怎样接受那些无法改变的命运。”

“假如有人来找你，你就跟着他们走，先努力生存下去。”

“我去世以后，你就把我用土埋在后山上就可以了，不用请人，也不用立碑，我想安安静静地睡着，不用再被任何人、任何事打扰。”

“这辈子是我对不起你，让你跟着我受了这么多苦，所以下辈子，宁愿不要再见了。”

母亲说完这句话，呼吸越来越微弱，眼睛慢慢闭上，再也没有睁开。他没有哭出声，只是死死咬着嘴唇，直到尝到血腥味，才勉强压住喉咙里的呜咽。

那一夜，他一个人，拉着家里那辆破旧的板车，车上躺着母亲冰冷的身体，一步步往村后的山上爬。山路崎岖，夜里的露水很重，打湿了他的衣服和鞋子，脚下的石子硌得他脚掌生疼，他却感觉不到，只是机械地拉着板车，一步一步，爬了半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