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下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放晴时，天地间像是被洗过一遍，干净得发亮。只是知青点那排土坯房，空了一大半，显得格外冷清。

高粱醒来时，眼睛还是肿的，心里也空落落的。他躺在硬板床上，盯着黑黢黢的屋顶，半天没动弹。

外面传来寨子里熟悉的鸡鸣狗吠，还有老支书敲钟上工的当当声。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又好像什么都不一样了。

他猛地坐起身，用力揉了揉脸。马晓东走了，但他的日子还得过。他答应过要好好走自己的路。

他跳下床，舀起一瓢冷水，从头浇到脚。刺骨的冰凉让他打了个激灵，也瞬间清醒了不少。

他拿起墙角那本被翻得卷了边的《基础战术图解》，小心地掸掉上面的灰，又摸了摸枕边那本空白的笔记本——这是马晓东临走前托黑娃带给他的，说是让他继续练字、画图用。

他把两本书仔细包好，揣进怀里，然后扛起锄头，大步走出了小屋。

地里的活计依旧繁重。秋收后的土地需要深翻，为来年春耕做准备。高粱抡起锄头，一下一下，狠狠地刨进板结的泥土里，仿佛要把所有的失落和茫然都发泄在这片土地上。

汗水很快浸透了他的旧褂子，额角的疤痕在阳光下有些发亮。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干活时总忍不住东张西望，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现在，他只是埋头苦干。休息的时候，别人凑在一起喝水闲聊，他却独自走到田埂边，掏出怀里的书和本子，就着膝盖，复习马晓东教过他的字，或者琢磨某个战术动作。

有相熟的老乡看他这样，打趣道：“高粱，马知青都走了，还这么用功啊？”

高粱头也不抬，手指在书页上划过，声音闷闷的：“他说了，让俺好好学。”

日子一天天过去，征兵体检的日子临近了。公社武装部通知所有报了名的青年，统一到县医院进行体检。

出发前一天晚上，高粱把自己那件最好的、只有过年才舍得穿的半新褂子翻出来，用湿毛巾仔细擦了又擦。他把马晓东留给他的笔记本和铅笔也小心地包好，准备带上。

天还没亮，他就和寨子里其他几个报名的小伙子一起，跟着带队的老支书，步行赶往几十里外的县城。

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颠簸的长途汽车，第一次看到比公社大得多的县城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

体检的队伍排得很长。一个个年轻小伙子，既兴奋又紧张。量身高、称体重、查视力、听心肺……一项项检查下来，有人欢喜有人愁。

轮到高粱时，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他身体底子好，常年劳作，各项体能指标都优秀。检查外科时，医生看到他额角那道明显的疤痕，仔细询问了来历。

“修水坝时，不小心从崖上掉下来磕的。”高粱如实回答，心里有些忐忑。

医生看了看，在体检表上做了记录，没多说什么。

所有项目检查完，已是下午。老支书带着他们在县城的小摊上每人吃了碗素面，又匆匆赶路回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