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潜光求学期间，曾遇见一男妇科圣手，欲在兹求学。那位杏林圣手的嘴里总有很多抱怨：

“宁治十男子，莫治一妇人。此谓妇人之病不易治也。何也？不知妇人之病，本与男子同，而妇人之情，则与男子异。”

“盖以妇人幽居多郁，常无所伸，阴性偏拗，每不可解，加之慈恋爱憎，嫉妒忧恚，罔知义命，每多怨尤，或有怀不能畅遂，或有病不可告人，或信师巫，或畏药饵，故染着坚牢，根深蒂固，而治之有不易耳，此其情之使然也。”

“然尚有人事之难，如寇宗引黄帝之论曰：凡治病察其形气色泽，形气相得，谓之可治；色泽以浮，谓之易已；形气相失，色夭不泽，谓之难治。又曰：诊病之道，观人勇怯、骨肉、皮肤，能知其虚实，以为诊法。故曰：治之要极，无失色脉，此治之大则也。”

“今富贵之家，居奥室之中，处帷幔之内，复有以绵帕蒙其手者，既不能行望色之神，又不能尽切脉之巧。使脉有弗合，未免多问，问之觉繁，必谓医学不精，往往并药不信，不知问亦非易，其有善问者，正非医之善者不能也。望闻问切，欲于四者去其三，吾恐神医不神矣。世之通患，若此最多，此妇人之所以不易也。”

……

总之，理由很多，总之，不爱探究女人的病。

另一位医师说得直白得多：

“然而，女人嗜欲多于丈夫，感病倍于男子，加以慈恋爱憎嫉妒忧恚，染著坚牢，情不自抑，所以为病根深，疗之难瘥。”

无论是复杂的女性生理，还是复杂的社会困境，都被他们归咎于女人的“性情”。

这就是她求学的环境。

这就是后来她和韩景妍闲谈时说起过的，她求学的环境。

她觉得韩是幸运的——就像王苓认为的那样。她是淳于文英的学生，不是么？

幸运吗？也许她确实是的，韩景妍这样想。

她兼职过共臻医院《医学史》的讲师，知道遥远的欧洲大陆上男性曾如何从女性手中，以一种不可逆的方式，夺走了对女性身体的话语权。

女性从医者被系统性排挤出正规医疗体系，是这场权力转移的开端。医学行会、大学和教会联手，通过颁发行医许可证，以保障医疗质量为名，将未受过正规教育的女性挡在门外。十二三世纪的医学职业化浪潮，将女性驱逐出了报酬最优渥、最受敬重的医疗岗位。

教会禁止女性行医，大学和行业协会也紧随其后。在萨莱诺医学院短暂地允许女性接受医学教育后，这股潮流便迅速席卷欧洲，结果就是“女性就不可能成为医生了”。

少数人抗争的代价是巨大的。1322年，巴黎的雅各芭因无照行医而被巴黎大学医学院送上了审判席。她的医术得到了病患们的证言，她本人也强调作为女性在行医上的性别优势，法庭依然判她败诉，并被逐出教会、处以重罚。

男性夺取了知识的生产和解释权，女性对自身身体的知识被系统地贬低和禁绝。解剖学是医学的基石，可当它开始用科学语言来描述女性身体时，便为歧视穿上了“中性”的外衣。古罗马的盖伦将专属于女性的器官描述得比男性“低级”，文艺复兴时期的维萨里更是延续了他的错误，将女性的特殊器官视为男□□官的“内翻版”。

在语言层面，女性的器官被称为“pudendum”（源于拉丁语“羞耻”），一词便奠定了研究的基调。即使在接近现代的十八世纪，解剖学材料被视为既能解放知识又充满道德焦虑的事物，女性只有在专家监督下的“业余”爱好者情境中接触才被允许。这种禁忌和污名化，使女性被系统性地排斥在解剖学与医学教育的大门之外。

从古埃及和古希腊起，一种影响数千年、被认为专属于女性的“疾病”——“歇斯底里”（源于希腊语中对女子胞的描述）——便横空出世。这种几乎被认为专属于女性的“病”，后来又与巫术和罪恶绑定。女性因此被视为“不正常”和“有偏差”的存在。女性特有的疾病在16、17世纪被深深误解，子|宫内膜异位等引发的剧痛会被当作“恶魔附身”或“歇斯底里”。医者如同道德的审判者，在生理症状中寻找道德的瑕疵。

女性不仅是理论上的被污名者，更是诊疗实践中的“失语者”，这也为男性对妇女的医疗权威垄断提供了借口——女医的治疗与护理行为因其代际传承和经验知识而被打上巫术烙印。

同样的事，对于女助产士而言，她们能为妇女堕胎、给她们镇痛，被认为是与魔鬼交易的证据；而男性医者进行相似的医学实践，却被视为“盖伦理论”的科学应用。

人们开始对助产士监管，并在晚期设法从她们手中夺取控制权，要求她们将难产问题交给男性医生。男性医者逐渐将分娩纳入自己的专业领域，女性却被排斥在外。

能够分娩的女性却被排斥在外。

许多女性医者被迫转入地下，女性延续了数千年的治疗知识与护理传统被成功压制，医学与身体的权力被牢牢掌控在男性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