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沿着街道慢慢走。狮泉河镇很小——从头走到尾只要十分钟。但每一步都有东西可以画。一个老人在门口晒太阳，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干涸的河床。两只狗在巷子里追逐，跑起来的时候耳朵飞起来像两只小翅膀。一个小男孩蹲在墙根下用小石子摆画——摆的是一只羊，还是牦牛？毕霖矜看不清。但他想起强巴。强巴小时候也是这样摆石头的。也许那个小男孩也会被一个路过的老僧人发现，然后开始画唐卡。也许他已经有一把铜号了，晚上对着月亮吹。

毕霖矜在路边坐下来，翻开速写本。他画那个摆石子的男孩——画了三次都不满意，小男孩的手太小了，石头的比例不对。他把那一页撕掉，重新画——这次只画男孩的眼睛。专注的、认真的、把整个世界都忘掉的那种眼睛。画完了。他合上速写本。回去的路上经过那个卖酥油的摊位，酥油少了一块，苍蝇还在。

傍晚，毕霖矜一个人走到镇子外面的山坡上。山坡不高，大概二十米。他坐在坡顶的石头上，面对着西边的天空。他是来看落日的。今晚的落日和昨晚不一样——昨晚是暴烈的、铺张的、金红色的。今晚是温柔的、淡紫色的、慢慢褪成浅灰的。他想，如果昨晚的光是索朗——直接、浓烈、不容分说。今晚的光是强巴——安静、深沉、把所有的重量都放在里面，但不说出来。他觉得这个想法有点蠢。他把光比作人，索朗和强巴可能都不会高兴。但他还是把这个想法记在了速写本上。因为画画的人就是这样——他看到的所有东西最终都会变成颜料。光、风、石头、人。都会变成颜料。

天黑之后，气温骤降。毕霖矜从山坡上走下来，把冲锋衣的拉链拉到下巴。走到旅馆门口的时候，他看见索朗坐在院子的台阶上，手里拿着一罐青稞酒。旁边的台阶上放着另一罐，没开。

“坐。”索朗指了指那罐没开的酒。

毕霖矜坐在他旁边，拿起那罐酒，拉开拉环。青稞酒的味道很淡，比啤酒还淡，有一点酸甜。两个人沉默地喝了一会儿。头顶的星空和拉萨不一样——更多、更亮、更近。银河不是一条模糊的光带，而是一条汹涌的光河，从东边的天际线横跨整个天穹，倾泻到西边的雪山后面。毕霖矜想数，但他数不过来。他放弃了。有些东西不是用来数的。

“明天去日土。”索朗说，声音比平时轻，“到了日土再往北，是我家的草场。”

“你家是什么样的？”

索朗喝了一口青稞酒，眼睛看着远处的雪山。雪山的轮廓在星光下隐隐约约。“明天你看到了就知道了。”

“你先跟我说说。”

“有一顶帐篷。有牦牛。有马。门口有一块大石头——我小时候经常爬上去坐着看雪山。石头旁边有一条小溪，水是从雪山上化下来的，很冰。夏天的时候溪边开满野花，黄色的、紫色的，我不知道汉话怎么说。”索朗说着说着声音就慢了，像在给自己讲一个很久没讲过的故事，“我奶奶在帐篷里打酥油茶。她打了一辈子酥油茶——从她嫁给我爷爷那天开始。爷爷在外面放牦牛。他只有一只手——另一只年轻的时候被炮弹炸断了。”

毕霖矜想起何老师书里写的——那场发生在阿里边境的战争。书上没有提具体的名字，只说是“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但那场战争留下的痕迹在索朗爷爷身上，在索朗断掉的故事里，在整个阿里的土地上。他把青稞酒罐放在膝盖上，看着索朗。“你爷爷——”

“他从医院回来之后，把军装叠好放进箱子里，拿起鞭子继续放牦牛。阿爸问他——‘你少了一只手，怎么放牦牛？’他说——‘牦牛又不看手。’”

索朗笑了。不是那种开心的笑。是那种“我爷爷就是这样的人”的笑。带着骄傲，带着心疼，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沉重。毕霖矜想画他——画这个在星光下讲爷爷故事的少年。但他没有拿速写本。因为索朗在说这些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不应该画。有些时刻不应该被记录。它们只能被活过。活过了就过去了。留在记忆里，而不是纸上。

“明天我带你去。”索朗把空罐子放在台阶上，“给你看牦牛。给你看我爷爷。给你看我家的草场。”

“好。”

索朗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早点睡。明天路不颠了。”

他转身走进旅馆。毕霖矜一个人坐在台阶上，握着那罐没喝完的青稞酒。头顶的银河还在流淌，远处的雪山还在沉默。他想起索朗说他奶奶打了一辈子酥油茶。一辈子——从嫁给他爷爷那天开始。他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事。在他的世界里，一辈子是一个很抽象的词。他父母那一代人已经很少说“一辈子”了。他这一代更少。但在这里，“一辈子”是具体的——是一顶帐篷、一群牦牛、一条小溪、一个每天打酥油茶的人。不是形容词。是动词。他把剩下的青稞酒喝完，站起来，走进旅馆。

上楼梯时他听见从某间房里传出收音机的嘈杂声，夹杂着藏语播音员的播报。走廊的灯很暗，但窗外的星空很亮。他借着星光摸到自己房间门口，推开门。他没有开灯。就坐在床边，借着窗外的星光把速写本翻到最新一页。今天还没写字。他拿起铅笔，在纸上写：

“他说阿里的光装不进画纸里。但我觉得他的眼睛装得下。因为他看过的光太多了——从出生那天开始，阿里的落日、阿里的星空、阿里的雪山的反光。那些光在他眼睛里积了一层又一层。所以他的眼睛才是那种颜色。不是深黑色。是深褐色。像琥珀。”他想了想，又加了一句：“明天去他家。”